新型农民合作社成农村“稳定器”
新型农民合作社成农村“稳定器”
近几年来，吉林省梨树县不少农民纷纷自发探索创建新型农民合作社，尝试解决农民贷款、金融机构融资、农民社会保障等困扰“三农”多年的大难题。梨树县农民自发的探索与实践，正在成为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一个新的“稳定器”，从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新华网记者对三个别具特色的农民合作社进行了采访调查。
梨树县是全国产粮大县，当地农民说，过去多数人贫穷，还款能力低，农信社出于经营风险考虑，只对少数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活动给少量贷款。有一段时间以来，农信社增资扩股，一家一户入股农信社，结果只是“花５０元买回个小本子（股金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问题。每到备耕时节，农民都为缺少资金大伤脑筋。
“现在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银监会四平市监管分局干部姜柏林说。姜柏林长期从事农信社体制改革和调研工作，２００１年，时任人民银行四平市农村信用社监督指导科巡视员的姜柏林产生一个想法：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统一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农产品，获得批零购销差价利益，再将收入拿到农信社入股，通过联保贷款支持生产的发展，形成农民通过合作社入股信用社，信用社通过合作社联保贷款给农民的互动发展模式。这种“股权信贷”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信用社－农民”信贷模式中，形成“信用社－合作社－合作社成员”的新模式。
事实上，过去农信社面对一家一户发放贷款，不仅造成高额的交易成本，而且难以贴近农民之所急，结果农民发展受金融制约，农信社发展因交易成本过高而难以持续经营，只能靠国家的特殊政策如上浮利率等来维持。通过合作社和农民交易，可以减少农信社交易成本，化解农信社的金融风险。
姜柏林的想法，得到太平镇李家村农民田永海等８户养猪农民的响应。他们按这种思路，创办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首批集资３０００元到镇农信社入股。农信社当年就向合作社农民发放四笔贷款。农民拿到贷款后，直接到厂家采购饲料。厂家按平均每吨比市场零售价低５５０元的价格供应浓缩饲料给这个大客户，此举节支增收１万余元。扣除合作社管理费用后，这笔钱按社员交易量全部返还社员，再由社员集体拿到农信社入股。年末猪出栏后，社员一次性将贷款结清。通过一个生产周期的磨合，合作社与农信社初步建立起信用关系。
“市场出现波动时，合作社能及时化解风险。”一些农民说。社员李春山没搞好防疫工作，养猪赔了数千元，贷款还不上，生产无法接续。合作社帮李春山还贷，又通过联保为他贷款５万元。李春山购进１２０头仔猪，饲养９４天出栏，净挣１．４万元。拿到钱后，他连家都没回，就去农信社还贷，并主动入股５０００元。目前，合作社发展到３６户，股金增长到６０余万元，贷款由当年的７万元增加到去年的４５０万元，年户均收入超过５万元。
榆树台镇农民合作社：农民有了自己的“小银行”
“我们有了自己的银行了！”四平市榆树台镇闫家村不少农民说，当地的新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把民间资本转化成农村金融资本，建起了农民自己的“小银行”。
榆树台农民合作社早在２００３年就成立了，资金互助起源于社员李丙玖的一次借款。２００４年，李丙玖家出现资金困难，合作社各家尽自己所能借他借一部分钱，没有借钱的社员给李丙玖做了担保，大家签了字画了押。当地农民根据这一模式，成立了闫家村资金互助合作社，采取社员集资再服务于社员的办法，资金互助的股金由社员入股，分为资格股、投资股、流动股和社会公共股。
合作社章程规定，农民身份入社最低标准是２００元为资格股，每多入股４００元，增加一个表决权，即为投资股；非农户入社最低标准５００元为资格股，每增加１０００元增加一个表决权即为投资股。没有数额限制、随入随出的为流动股，流动股无表决权，只享受分红；合作社成员以外的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捐助资金为社会公共股，资金年终红利计入合作社积累。
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国说，资金互助只限于入股成员内部，由个人申请，社员大会表决通过。农民身份的社员享有入股资金６倍的资助权利，非农身份享有入股资金８０％的资助权利，流动股没有资助权。得到资助的成员需要五户以上社员担保，并支付５厘利息。临时用款不足１０天不支付利息。目前，合作社共吸纳４３户农民，经营土地<?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不少农民说，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小银行”，随取随用。社员张超结婚急需２０００元，家有玉米
农民互助合作金融，除了通过资金余缺调节满足农民需求，还能有效建立起国家帮助农民的体系。比如农业发展银行或财政通过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转贷给农民，降低了运作成本，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挪用和截留；同时能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农民互助合作金融还能建立起资金回流机制，利用农村巨大的市场和市场利润将吸引城市资金下乡，促使工业反哺农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不仅对区域内的人吸收存款和提供信贷服务，还可吸收居住本地的非农户的存款。这种农民自组织的合作金融机构从制度本身不能长大，只在社区内部服务，解决农户小额信用需求。这种农民合作内部化的管理具有成本低、监督机制自然天成、几乎没有监督费用等优点。
胜利乡农民合作社：“不增加一分钱负担就可以安排农民的一生”
看病难、上学难和养老无保障的问题，这是过去困扰农民的三大生活难题。可在梨树县胜利乡，农民郭连伟探索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方式，以“消费合作＋医疗教育养老合作＋资金互助合作”的方式，再造农民福利，提出“要把农民的一生安排好”。
走进郭家，就看到门上挂着“胜利乡农民合作社”的牌子。屋中除张贴着合作社章程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墙上的胜利乡农民合作社医疗教育保障费积累表、医疗保障费支付表、教育保障费支付表。“合作社社员的个人账户上，都有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郭连伟说。
据他介绍，基金的来源是从农民参加合作社统一购销生产、生活资料的利润中提取的。分配提取比例为：纯利润１２％提公积金，８％提公益金，其余８０％提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年终结算计入个人账户。公积金作为合作社的积累，公益金用于社会捐助，三项保障基金用于农民个人福利。目前，合作社社员的三项基金积累达１５４３６元。
曾参加过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胜利果乡合作社理事长郭连伟是一个乡村医生，据他介绍，社员的医疗教育基金使用取决于社员家庭实际状况的需要来调节。社员生产１００头猪，通过合作社购料１００袋，就可以节余４００元的保障基金。如果社员一家人身体健康，没有发生医疗费用，而孩子就读需要２８０元的费用，就可以通过合作社向学校划去所需费用，并在社员的基金账目上作出手续。账目反映余额基金１２０元，社员继续消费，基金继续增加。
在合作社中，如果社员遇到特殊情况，某一项保障基金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时，还可以通过合作社的制度，建立基金互补往来账目手续，以应对一家一户办不了暂时困难。单个社员会得到多个社员或全体社员的联合帮助，通过账目的转换平衡手续，可以用以后的基金积累逐步偿还。社员王俊起由于种养业规模不大，保障基金才发展到２８元，不够孩子上学费用。他一度产生了辍学的念头，社员郭生栋把自己账上基金暂借给王俊起，使孩子又回到学校。王俊起说，今后一定要抓好生产，争取更多的积累，把钱还上。如果自己有余钱的时候，也要主动帮助他人。
“社员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郭连伟说，医疗教育两项基金确立后，他就想到，可以从社员医疗消费中形成积累，成立养老基金。为此，合作社成立了合作医疗站，就医看病平价收费，并且把医疗费和药品差价费通过处方和年终医疗结算清单，又重新返还农民，形成个人专项养老基金。社员再到医疗站打针用药，医疗站不再挣钱，而将原来的药品差价和医疗费作为养老基金存入个人账户。
在郭连伟提供的一份清单上，是社员郭连和通过医疗消费而成的养老金积累过程：医疗消费总额９４．７元，其中药品零售额７３．７元（成本额６２．５元，差价１１．２元），医疗费２１元，养老基金积累金额为医疗费加药品差价之和，计３２．２元。
养老金的建立，让不少农民免除了后顾之忧。５６岁的社员张树江体弱多病，没有能力从事种养业，生活比较贫困。２００４年末，他积累专项养老基金２７６．２元。老两口高兴地说：“农民有养老金，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虽然我没有儿女们照料，可慢慢积累，再过年十年八载的，到了老年以后也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合作社监事长方明文今年４６岁，他２００２年加入合作社后，当年就积累基金８９２元，孩子上学用去６３０元，还余２６２元。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４年，他又积累了基金４９０元，而孩子的学业已经完成，并且找到工作，方明文以后的积累就可以作为养老基金了。
负责合作社工作的梨树县农资局王晓光科长等人说，胜利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增加一分负担的情况下，解决了过去集体经济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发挥了和谐的“稳定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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