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补资金连年下降的背后讯息及思考（上）

一、国家下达机补资金变动趋势

自2004年国家启动农机购置补贴以来，国家机补资金迅猛攀升，到2014年达最高值253.45亿元。从2015年起，国家机补资金开始首次下降为236.45亿元，比上一年减少17亿元，降幅为7.2%。2016年中央财政下拨209亿元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比上年又减少27.45亿元，下降11.61%；2017年，中央财政农机补贴资金压减至186亿元，比上年再减少23亿元，下降11.0%。2018年174亿元，2019年180亿元，2020年169.43亿元，2021年190亿元。

2020年与2014年相比，绝对数下降84.02亿元，下降率达33.15%。与此相对应，我国农机化发展速度也由高速时的3.5%，一路下降到2015年的2.5%、2016年的2.0%、2020年以来的1.0%左右。机补资金规模和农机化发展速度进入“双下降”模式。业内外关注农机化的同仁们，对此颇多猜测？有人甚至断言，我国机补政策似已走到尽头？由于我国农机化、农机工业的发展，目前还主要是机补导向和拉动型。因此，机补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爆炸性事件，会牵动农机化各方面神经？对此“热点”话题，笔者剖析如下，供同仁们参考。

二、机补政策确实处于调整的窗口期

得出这一人们不愿说，但又绕不开的结论，是因为以下资讯：

1、 就是本文开篇说的机补资金规模和农机化发展速度进入“双下降”模式

有资料揭示，机补政策在拉动农机化发展中起着核心驱动器的作用。建国55年，我国农机化水平为32%，年平均成长率为0．58个百分点。而2018年，我国农机化水平超过70%，2004——到2018的15年，年均增长幅度是2．47%，是前55年年均增幅的4．25倍。机补18年，累计投入资金约2537．98亿元，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超过4519．7万台（套）；2016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11．44亿KW的历史最高，比2004年增加4．54亿KW，增长64%（随后几年稳在此位）；据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2.03%，较上年提高0.78个百分点；其中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86.42%、60.22%、64.66%。

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业等产业机械化率分别达到38.50%、33.50%、41.64%、42.05%，较上年分别提高2.72、1.85、2.45、1.51个百分点。装备结构加快向大马力、多功能、高性能方向发展，大中拖、联合收获机、插秧机、烘干机保有量增幅分别达到7.4%、8.2%、6.0%、19.5%，新增秸秆还田离田、固液分离、残膜回收等绿色环保机具18万台（套），装备结构持续优化。

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78亿千瓦，较上年增长2.03%；拖拉机保有量2173.06万台、配套农具4022.93万部，其中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同比分别增长8.49%、3.65%，与58.8千瓦及以上拖拉机配套农具增长4.41%。粮食作物生产机具继续较快增长，稻麦联合收割机、玉米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谷物烘干机保有量分别达162.72万台、61.06万台、96.32万台、14.42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28%、3.76%、1.04%、5.92%。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畜牧机械、水产机械保有量分别达1589.65万台、869.85万台、492.19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12%、7.26%、2.65%。以北斗、5G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农机装备进军生产一线，加装北斗卫星导航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超过60万台，植保无人机保有量97931架，同比增长39.22%。

全国农机服务组织19.34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7.6万个。农机户3947.57万个、4678.58万人，其中农机作业服务专业户415.90万个、578万人。农机维修厂及维修点15.04万个，农机维修人员90.02万人。全国乡村农机从业人员4957.36万人。全年完成机耕、机播、机收、机电提灌、机械植保五项作业面积达到71.29亿亩次，同比增长1.7%。农机服务收入4816.21亿元，比上年增加34.73亿元，其中农机作业服务收入3675.92亿元，比上年增加60.89亿元。

但目前似乎进入了投入报酬递减通道。随着投入增加，农机化使用率提升受阻，实际上近些年来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会导致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后劲乏力，是不可持续的。对此，需要我们冷静思考，认真调研；而不是简单的“打强心针”，治标不治本，使矛盾积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想，这就是“双下降”背后对农机化发展的战略层面的考量。

2、 需要对机补政策进行“回头看”

岁月如歌，转眼间，机补走过了19年的探索之路。这对中国，这对中国农机人，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她从咿呀学语，蹒跚起步，到今天树高参天，铸我农业现代化之辉煌，仅用了19年，应该写入史册！但辉煌中也有苦涩，我国地大物候复杂，农机化发展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依靠一种机具或者说一种模式，来解决全国农机化问题。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回头看时，却发现了大批的掉队者。出现这一情况，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结果。现在看，是发展思路上的问题。发现了，及时纠正；反思了，找出新方法，这就是科学思维。从机补“全覆盖”起，全国所有有农牧业的区域，一个“也没落下”。

一是机补实施难度、成本逐步加大。在国家机补资金总盘子减小的背景下，取消补贴金额小的、降低补贴额的，两种方法比较，前者则更易于操作。再者说，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几百元的补贴，已是“无关痛痒”。因此，一些区域就要从特色农机下手。寻找那些投入产出比更高、对农民增加收入拉动作用更强、更能突出当地优势和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领域。找准切入点，是当务之急。

二是机补调整，促进农机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进入窗口期。从机补投入效益递减现象出现的时刻起，就有了这种警示。就如前面说到的“双下降”，机补资金肯定会逐年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就此判断机补政策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如果有新动能，使农机化投入回报提高，对宏观农业发展大局有贡献，国家增加机补投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将来几十年里，国家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即定方针不会变。这种投入政策就不会变，国家发展“不差钱”，差的是有没有可“投”之处。另一方面，农机化转型升级，大型化、成套化、智能化、高效环保，是大趋势。基于智能农机的无人农场大概率会进入人们视野，并快速发展。机补作为引导趋势的力量，自然要有自已的“态度”。这一方面要促进农机工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毕竟，不能靠小农经济来支撑中国农业现代化？！但丘陵山区农机化“短板”肯定要补，只是如何补？目前没有定论，各地都在探索。土地宜机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应该是可行之法，这是机补政策调整窗口期尤其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是国家支持农机化发展的政策没有变。中央第19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发展总基调，“推进我国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研机构、设备制造企业联合攻关，进一步提高大宗农作物机械国产化水平，加快研发经济作物、养殖业、丘陵山区农林机械，发展高端农机装备制造”。“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林业水利工程，推进物联网试验示范和遥感技术应用”。就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总国策。农机人需要作的，就是紧扣国策，砥砺奋进，勇往直前。

3、看迅息背后的迅息

机补实施以来，各农机企业“疯狂”生长，良莠不齐，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坏孩子们”走抄袭、复制之路，忙得不亦乐乎，赚得盆满钵溢。从近几年的市场表现看，这条路子难以行稳致远。而那些大企业、有新品开发能力的企业、科技型农机企业却尝到了甜头，成了逆势上行的“黑马”。市场上那种“真李逵干不过假李鬼”的诡道，末日已不远了。解决了这一难题，中国农机工业才能长大，并强起来。根据欧、美、日率先实现农机化的国家经验。我国农机工业合理的集群应该是不超过10个大的企业集团，每个集团年产值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100家左右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年产值1～10亿人民币；500家左右微型企业，作为农机产业集群的“卫星”配套厂。

企业兼并重组到这个地步，才可能集中优势科研开发力量，形成一个创新的“拳头”，每年都有若干拥有自主知识的新产品投放市场。那种农机企业“抻开五指，抓沙漏沙，抓水漏水”的混乱局面离结束应该不远矣。

三、机补政策调整的动因

1、“大水漫灌”导致的效益下降，结构失衡问题

经过19年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突出。农机化东、中、西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北方旱作区、南方水作区与中部机械化差距较大，情况更为复杂；农机农艺融合较差，机具与农艺不协调，制约着现有机械能力的发挥；农机总动力已达11．44亿KW，但动力机与作业机具不协调、不配套，动力机“疯狂”增加，作业机具增加缓慢，配套比仅有1：1．68（剔除拖拉机挂车；较合理的配套比应在1：5左右）。2003年，我国农机配套比为1：1．30。机补以来，用18年时间仅提高0．38。拖拉机尾部“空虚”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使农机利用率低，造成大量的闲置和浪费；我国粮油播种面积16亿亩，约折合0．673kw/亩。按美国基本实现农机化时的农机总动力折算，我国综合机械化水平应为87%—96%，低了26%—35%。目前农村中很多农户出于攀比心理，互相比着购机。这在以前农机供给极度短缺时，快速发展，意味着效益更好。但现在时过境迁，盲目攀比的结果是：没有了社会化服务需求，自购自用，年使用不到10天，长年农机闲置“睡大觉”。虽说投资是农民为主体，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过度发展，导致效益下降，后继乏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联收机，目前我国联合收割机（以下称联收机）拥有量已达169．07万台，联收机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稻麦机达122．57万台，小麦机收率达98%，水稻机收率近85%。玉米联收机达56．5万台，玉米机收率达87%。稻麦机占72．5%，玉米机占27．5%。2010年，我国稻麦跨地区作业达到峰值。此后跨地区作业的机具数量、作业半径、经营效益等主要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据汉中市南郑区一些10余年从事跨地区作业的机手反映：近年来稻麦跨地区机收越来越难做。机具供大于求，机收价格下降较大；作业半径由千公里之外缩小到百公里之内，不再到远处作业；年作业量由过去的1200亩/台缩减到不足600亩/台；收益则因价格下降减少的更多，大约只有2010年前后的40%。其它大宗农机也有类似的反映，一些机械的投放量超出实际需求，导致经营效益严重下降，农机化发展后劲不足。

2、良莠不分对农机工业一概支持，导致农机工业懒人受益，挫伤创新活力

一方面是农机产品同质化严重，大家都“挤”独木桥，杀得天昏地暗，元气俱伤。另一方面一些开发性农业和新兴农业产业所需机械却求购无门。目前，我国农机需求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但农机供给似乎并没有准备好。主要表现在：

一是目前我国农机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仅仅覆盖了中小马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低端的传统机械，这些产品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趋于饱和，产能严重过剩。而高端农机却被外资垄断，以日本久保田公司为例，其在我国生产的喂入量为1．6kg/s的半喂入水稻联收机售价高达25—30万元/台，而国产的同类机售价为15—20万元/台，价格高出1．6倍；再如约翰迪尔采棉机，其售价是国产机的2．5倍以上；外国品牌的大马力拖拉机价格比国产机高出1．5倍以上。让农民朋友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是我国农机产业集中度很低，小企业多，规模以上的企业少。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农业装备制造国，现有的农机企业近万家，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为2000多家。但规模以上农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一家企业的总产值。约翰迪尔一家企业的年销售量为340亿美元（约合2020亿元人民币）；克拉斯为1200多亿人民币。此外，具备创新与研发能力的企业不到200家，仅占规模企业的10%。

三是小型机械多，大中型机械少。在动力机械方面，目前国产大马力拖拉机主要集中在90—120马力，而国外的大马力拖拉机已达到500马力以上。我国农机产品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即外国品牌多、国内品牌少，大型装备少、中小型装备多，主机多、配套机具少。一些经济作物机械，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高端、大型、成套、节能、智能、环保、复式农业机械，养殖业机械等新兴农业产业生产、加工机械严重匮乏，求购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