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学校与手机的拉锯战

金翠兰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柜里的手机。

手机是女婿春节后外出务工留下的。果然，桌面又被娱乐软件填满了，滑开微信顶部，缓存的小程序游戏根本翻不到尽头。她知道，9岁的外孙又背着她玩了一夜的手机。

在黄颡口镇旁边的凤凰村里，600人左右的完全小学，有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这是常态。与此同时，一户几个无线路由器、老人或小孩人手一部手机，这也是常态。

最近，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一篇《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将话题引向农村，研究人员夏柱智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黄颡口镇也是他的家乡。

“留守曾经不是问题，准确地说，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留守，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夏柱智把这句话写在一篇随笔的开头。比起身体层面的伤害，他更担心农村儿童被手机内各种讯息轰炸后，能否适应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家庭婚姻、社会交际。

在智能手机的席卷下，教育资源有限、家庭“空心化”的农村该置手机管理于何处?湖北这座小镇与“农村儿童手机沉迷”展开了一场较量。

不再“狂飙”

2020年暑假后凤凰小学的第一节课，刚上岗的乡村教师潘林波觉得学生们的状态不太对劲。

至少和自己小时候相比，这批五年级的孩子喜欢眯着眼看黑板，双眼无神，“就像近视患者摘掉眼镜后无所适从的样子”。课后他才知道，因为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学生们上了半年的网课。重返线下课堂，他们反而感觉与现实世界抽离。

课程刚被挪到线上时，学校要求家长统一下载钉钉并监督孩子上课，于是家家户户开始拉无线网络、买平板、搞智能手机，配置太低还不行，村里的网络设备普及以“加速度”前进。

网课只是“网络进村”的催化剂。黄颡口镇是县里的经济强镇，北临长江，近5年的汽车普及率达到了60%。普及无线局域网时，家里有电脑的人还不到两成，大部分还是进过城念书的大学生。有年轻人回忆：“村里的老人前脚还用着只能拨号的老年机，后脚就在智能手机上刷起了抖音。”

到现在，村民的手机型号已换了好几代，父母淘汰掉的手机也闲置在家。网络俘获的，不只有消遣时光的老人，还有涉世未深的孩子。

教书几年后，潘林波学会了观察这些孩子。在他看来，小孩只要按时睡觉，白天精力就会很充沛，所以“第二天上课趴着、瘫着的，前一天晚上多半有问题”。同时，老师在台上讲课，底下时不时会有人冒出一个“6”字来捧哏，课间随处能听到“老铁”“芭比Q了”的口头禅，还有“上车带你飞”的接头暗号。

还有更直观的影响。一个班里，戴眼镜的虽然只有3人，近视的同学却接近一半。镇医院定期下乡做体检，发现不少学生网课期间近视还只有200度，今年就涨到了500度。即使建议学生去县医院或眼镜店，家里没条件的，还是只能靠坐在教室前排来勉强解决问题。

对大部分家里拥有手机的小孩来说，出门玩耍属于他们娱乐方式的下下策。在主张安全第一的家长看来，孩子的“暴力”行为仅存在于虚拟世界，所以他们也愿意在孩子完成功课后把玩手机作为奖励。

农村少年不再“狂飙”。

黄颡口中学校长严庭锐从业27年，见过不少课上偷偷听歌的、逃课翻墙去网吧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则是上课把头埋进手机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诱惑，但智能手机时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些。”

艰难攻坚

2021年，教育部颁发的“五项管理”文件将手机管理列为核心，明确提出“手机有限带入校园”。

黄颡口中学，一场手机管制的攻坚战也在3年前开始实施。

第一关是校门口的安检。5个保安轮流值守，1个金属探测器，返校时千余人进出，严庭锐很快发现这场战役并不能理想化。有学生把手机藏帽子里，或是利用视野盲区避开门卫搜身，手法比电影里还熟练。

寄宿制学校的压力往往更大。一周6天，每天24小时，以严庭锐带头的教师团队会负责日常查寝，还有食堂的秩序维护。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9点半晚自习，这群初中生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但宿舍熄灯后，依旧能逮到不少躲在被子里玩手机的学生。每周发布在家长群的作业提示都会附上一句“严禁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但校方无法验证，这句提醒是紧箍咒还是耳边风。

“手机就像孩子们的日记本。”严庭锐表示。被收缴手机后，有学生开始大哭大闹，要求老师不要翻看里头的“秘密”，老师也不敢强硬，生怕学生做出过激行为。最近，这所中学给教学楼安了防护网，在走廊配置了监控，同时新增了一间心理辅导室。

恩施一所普高里，手机管理早在2016年就有了雏形。刚开始持有率不高，手机管理由班主任自发进行。但上网课后，政教处主任冯华波发现，定期的青年大学习、禁毒知识竞赛要求线上进行，连心理调查问卷都用电子版分发，手机限制的边界变得模糊。此外，偏远地区的学生每月只回一次家，办公室虽设置了公用电话，却没人愿意在大人的视线下使用，“手机很方便，孩子发生什么都可以及时联系”，他们的家长这样说。

这让以往严苛的手机管理难以进行。一旦松懈，手机上瘾就会像病毒般传播，学校很快又陷入“禁止—放松—禁止”的循环。

现在，学校实行手机“入校上交，周末返还”的规定，但还是陆续会出现学生用模拟机蒙混过关、到办公室偷拿的情况，中途造成的设备丢失或损坏也难以问责。

“没有人愿意揽这个任务。”冯华波说。由于其他部门对学生的熟悉程度和威慑力不够，这个“烫手山芋”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班主任手里。

背后的教师团队感到十分疲惫。尤其在乡镇学校，除了备课授课，老师们困于各种非教学工作：兼职行政事务、兼任体育课老师、专业课以外还要带一门副科……所以在办公楼，化学老师拿着账本做出纳、数学老师临时备起物理课的场景屡见不鲜。

“老师的标准数量起码得是80人。”严庭锐无奈道，“很多人把我们学校当作一个实习基地，边教书边考编，基本留不住新人。”一旁的数学老师也有同感，他的孩子在隔壁小学，班主任一学期就换了两个。

教师力量有限，学校有了聘请外援的想法。

教官介入

“五项管理”颁布前后，黄颡口中学找到了陈文进。那时的陈文进从警校毕业后注册了公司，为初高中提供校园军事化管理服务。一番洽谈后他带着自己的团队入驻了黄颡口镇。

摸排过程中，陈文进发现人手一部手机是学生们的常态。尤其是在外务工的父母，凡有亏欠感都会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即使手机被没收，孩子省一两个月的零用钱还能换部二手的。他的从业经历中，一所学校一年没收手机数量最高可以达到300部，把手机藏书里还算简单，更甚者会藏在空调外机、盆栽里，或者装塑料袋放垃圾桶里。

在农村学校，私带手机的学生通常也有无故旷课、打架斗殴的“并发症”。作为黄颡口人，这些都在陈文进的意料之中，“和老师们相比，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和学生们熬”。他清楚散漫自由对乡镇学校来说是“伊甸园的蛇”，这里必须得有秩序规范。

查寝时间原本规定在晚上11点半结束，但有学生为了上线玩游戏，会半夜定闹钟起床。教官随即制订了“反侦察”计划：每周抽出一天不定时检查。陈文进清晰记得，一次凌晨3点，他巡逻时发现一男孩躲在被子里玩王者荣耀。在离对方不到20厘米的地方，他足足站了半小时，直到那局游戏结束，男孩都未察觉到旁边有人。因为是初犯，这个孩子最后只被记过并没收手机，规定周末再取回。

教官团队的管理体系里，惩戒是有分级的。依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团队在学校发布了手机联合管理意见，按照私自携带手机的次数制定了不同等级的惩罚机制，从警告、劳动教育公益服务到开除学籍，并在班会和家长会上明确告知。“对后果有预见性”是陈文进这么做的原因，“如果犯错没有代价，那所有人都会犯错。”

“大家都在玩，为什么只收我的手机?”一次突击检查，陈文进听到学生这样抱怨。他也很无奈，5人的教官团队虽是全职，也不可能掌控每个人的行踪。所以团队刚开始会给学生1个月的适应过程，再严格按计划实施，他希望让学生觉得手机管理不是校方心血来潮，不是“今天严管、明天不管”。同时，电脑里能查找到学生过往的违纪记录，“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方基本不会反驳。

“烟瘾再大的人上了高铁也会克制，那是因为列车内没有在心理上给烟民提供一个舒适的抽烟环境。”陈文进提到，学校也一样，一旦让学生们感受到可以为所欲为的氛围，手机管制将无从谈起，“手机本身不是洪水猛兽，沉迷其中的危害才是。”

不过这样的管理模式仅持续了一年就因经费短缺暂停。严庭锐算了一笔账，5至6名教官，一个人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一年就得花费28万元，对一所乡镇学校来说已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5+2=0

学校还流行一种“5+2=0”的说法：在校严格管理5天，回家手机畅玩2天，孩子的教育始终原地打转。

家庭是青少年网络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能否通过家校合力解决问题?

凤凰小学班主任陈娅清晰地记得，网课期间，她点了班上一半人的名字都无人应答。几次家访才发现，这些孩子学会了用手机的分屏功能，一边挂着网课一边打游戏，旁边还能放个平板看短视频，家校合力没那么简单。

“电子产品的诱惑在校外更是防不胜防。”严庭锐认为。不用逃课翻墙，桌上的书堆都是藏匿之地，即使自己办不了电话卡，家里有无线网络，贪玩几乎无代价。

一场“猫鼠游戏”在金翠兰家里上演。女儿女婿在浙江务工，金翠兰过了招工的年龄线，日常就是在家和孙子斗智斗勇。孙子9岁却有着8年“网龄”，家人形容他“拿到手机跟着魔了似的”。有一次，孙子让金翠兰对着屏幕拍张照，之后头也不回地拿着手机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孙子要玩游戏，让她做了扫脸认证。她也吃一堑长一智，经常深夜起床，抓到孙子在被窝里玩手机就是一顿打。金翠兰认为游戏是孙子上瘾的主要原因，她的解决方式，就是在第二天早上将桌面新下载的软件“全部删除”。

金翠兰这样的老人是一类。凤凰小学的班主任陈娅通常会一学期进行两次家访，“扑空”是常有的事，“最后都是在村卫生室的麻将馆找到家长，一找还能找到好几个。”为了让孩子安静，父母会拿手机充当“电子保姆”，自己则专心打麻将。看到咿呀学语的孩子熟练地操作手机里各种软件，他们竟边摸着手里的麻将边夸“我家崽真会玩”。考试考砸时，他们声称自己的孩子“不是不聪明”，原因是孩子能记住游戏里所有的装备并切换自如。

还有家长沦为大数据的俘虏，凭借互联网上几个暴富的案例叫嚣“读书无用论”，“他们好像没有栽培一个小孩的想法了。”陈娅感叹。

在老师的观察下，孩子们沉迷于手机不是因为留守，而是因为家人任由他们在电子世界里“留守”。

《我的世界》

“手机沉迷是个人行为，很少涉及现实生活中的集体性。”夏柱智的课题组自2021年以来分赴全国四省十县展开农村儿童手机沉迷的专题调查，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常见的春游活动正在变少。

四川资阳的华严学校今年曾组织学生带着锅碗瓢盆去野炊，事情一经报道，部分网友的反应是“环境是否干净”“明火是否安全”等。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乡镇学校在活动组织上变得格外谨慎，凡是集体外出就需要上报校长、县教育局，这让许多人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黄颡口中学就曾组织过学生到江对岸的李时珍纪念馆参观，但碍于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许多家长不愿意掏钱，导致参与度不高。

“双减”后，凤凰小学一、二年级通常没有作业，三、四年级的量控制在半小时左右，学生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时间。

三四月间，正是黄颡口镇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潘林波和陈娅实在按捺不住出游的心，“得让他们出去动动手，不然看多少遍短视频也不知道饭怎么做。”几番周折后他们终于拿到审批，在阳光正好的一天，组织了两个班的学生拿着背篓就出发，即使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没必要”。

近几年，凤凰小学陆续迎来了从其他村小合并过来的学生和老师。许多乡村小学教学楼被废弃或闲置，夏柱智认为这些楼房可以被利用起来。他的团队和湖北省共青团设想出一个“希望书屋”的计划：动员村里的退休干部、老师、医生，托管假期在家的孩子，安排他们的课余时间。“既然难以正面出击，那不如把孩子们的时间用起来。”

黄颡口中学的老师曾给班级布置了以“电子游戏利弊谈”为题的作文。有学生在作文里提到自己正在玩的一款沙盒游戏《我的世界》，里面房屋建造涉及的几何知识比课本上的更直观有趣。他还看到有玩家在游戏里还原了一座闽北的乡村，“感觉自己努努力也能造一个黄颡口镇。”

“孩子怎么会不渴望和现实世界的联结?”夏柱智说，大部分农村儿童既没有烦琐的学业，也没有丰富的课余生活，回到家以后，因为缺乏家人的陪伴，他们没办法拒绝手机。

小镇的路边，一个男孩点开了主播“娜娜”的直播间，看得咯咯笑。有人问他“你喜欢这个主播什么?”“因为她能陪我聊天。”

那天，金翠兰发现孙子难得提前完成了作业，他拿起手机，划过满是游戏软件的桌面，拨了一通视频电话给远在外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