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经过1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农机总动力达11.6亿kW，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1%，迎来了全面机械化新阶段。但在发展中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深认识，化解矛盾和问题，以指导今后农机化实践，打造升级版的农机化。笔者经疏理，就农机化在农业现代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机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加速农机化发展等11个热点理论问题展开研究；是农机化理论研究之集成，希望有益于加速农机化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总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而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又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农业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产业，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初始产业部门，马克思有非常经典的论断。马克思说，超出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农业的剩余产品多，才能为其它部门从业者提供食物、原料，并向其提供劳动力和原始积累。同时为其它产业部门的产品提供市场。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农业剩余产品越多，说明了其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它部门产品的市场才有拓展之空间，才有可能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如何才能提高农业产品剩余率？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看法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在我国，土地作为稀缺资源，提高土地生产率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不能片面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些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很高，而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不是很高。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其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又有其社会经济原因（如加拿大，是一年一熟制；再如美国，地多人少，采取轮耕制），并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高造成的。相反，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土地生产率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的。例如美国，从1880年到197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4.7倍，同期土地生产率提高了近2倍。我国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则更大一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用地从24亿亩减少到20亿亩，目前则直逼18.3亿亩，而同期的粮食总产则由3.8亿吨增加到6.6亿吨，净增2.8亿吨。从2004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10年增产。在北方旱作区，玉米亩产由1980年的250kg提高到2020年的700kg左右（高产区达950kg ），提高2.8倍；在稻麦轮作区，同时期小麦亩产由200kg提高到400kg，提高2.8倍；水稻亩产由300kg提高到650kg左右（高产区达950kg以上），产量提高2.17倍。需要强调的是，同期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由4.9亿下降至1.41亿，有3.49亿农业劳动力实现了农外就业。因此，按纯农业劳动力计算的人均粮食产量则为4680kg，提高4.6倍。可见，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2020年我国GDP达到近百亿元，是世界唯一正增长国家，令世界人民称羡；当世界受新冠疫情拖累处于水深火热中时，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仍处前茅，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处贸增势强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加牢固。在这个基础上看农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现在我国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较高，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提高农业总产量，无非三个途径：一是大量增加活劳动投入，二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我国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历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经过完善和几千年发展，第三种途径的潜力已经非常有限。而采取第一种办法，绝大多数人搞饭吃的局面无法改变，建国30年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全社会的分工分业受到限制，这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悖离的。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才有高效率。建国30多年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人搞饭吃的路子，只会事倍而功半。我们对“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记忆也许还没有淡忘，90%的人搞饭吃，其结果是全民没饭吃。现在是不到4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却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农产品极大丰富。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有一定出口。

其次是农业投入有一个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在农业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靠新增活劳动来增产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了。

第三，由于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交织的产业，受资源秉赋、自然条件、市场竞争诸多因素制约，决定了其是效率极低的弱势产业（发达国家之所以率先发达，无一例外地实行二、三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资源占用在此，必然形成劳动时间利用率低、劳动效率难以提高的问题，即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看来第一种途径也是行不通的。

相比之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则是巨大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美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是60~70公顷，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劳均5.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54万元），劳均生产粮食数百吨，肉类数10吨。而据我们抽样调查，稻麦轮作区家庭经营规模是4.5亩，2013官方公布的农民人均收入是8896元。如果按户均4.5人，2.5个劳动力计算，则劳均生产率是16012.8元，只有美国农民劳均生产率的1/23；这个比较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农民大都是兼业农民，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农闲时的务工；剔除其务工收入后，同期纯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为7254元，劳均纯农业生产率是2901.6元，只有美国农民劳均生产率的1/125。这种巨大的差距换个角度看，说明我国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只要我们注重农业科技投入，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加大物化劳动投入，迅速提高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就能成倍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使农民收入成倍数提高。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会相应减少，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整个国民经济将因此变得更具活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们就是照此路子一路走近现代化的。我国已经在这条路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肯定会继续走下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幅度提高农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劳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会形成新型专业化的职业农民阶层，我国经济才会更具活力，从而支撑现代化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