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济民正其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何重大发展？

? ? ? ?1960年前后，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现在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6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取得了震古烁今的发展成就，而且以其对经济制度的独特创造和重大突破，写出了一部熠熠生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反映一个国家生产关系的基本制度规定，在整个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一 基本经济制度有何发展

　　经济活动，概而言之，就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切物质资料的活动，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剖析和批判之上，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消亡才能消除。在此基础上，他们作出了预测性的描述，社会占有、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付诸行动的实践者。起初阶段，他们结合自身实际作了很多有益探索。比如，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等，对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逐渐走向僵化，把社会主义机械地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后来被日本超过。经济体制僵化，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经济体制采用计划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实践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义、指令性计划生产，导致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

　　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吹皱了经济制度的一潭池水。从小岗村“大包干”打破坚冰到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从“星期日工程师”到票证进入历史博物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些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制度改革举措，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也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不是越纯越好，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经济制度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发展实际。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更加深化，实施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改革。比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解西方所谓“公地悲剧”的基础上，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让闲置撂荒的土地流转起来，适应了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需要，为世界土地制度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再比如，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实现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可以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重大创新，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经济建设中不断探索、深入实践的智慧结晶。

　　回顾70多年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既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母版”的简单套用，也不是苏联模式“翻版”的复制粘贴，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板”的削足适履，而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创造出来的“新版”，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二 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

　　近年来，“混改”成为我国经济领域的一个热词。它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简称，目的就是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不同性质的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使不同成分的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推动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框架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重大创新。

　　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总和，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次全会在此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这3项基本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起着规范方向的作用，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们犹如3个支点，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框架。推进新时代经济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制度遵循。

　　“两个毫不动摇”缺一不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不是谁吃谁的关系，而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生关系。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公有制经济方面，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1+N”文件体系，“1”指的是《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N”指的是多个相关配套文件，为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保障；在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出台《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为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心剂。这次全会《决定》把“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规定进一步体系化，为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奠定了制度基础。

　　“两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原则，也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这次全会把“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反映了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显，数字经济对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极为重要。另外，全会对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出了明确部署，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两只配置之手”相得益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有两种手段：一个是市场，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政府，被称为“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的关系一直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搞了几百年也没有很好解决，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轮番登场，都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可能。但我们很好地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实现了重大突破，既让市场这只手充分施展，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又让政府这只手收放自如，不缺位、不越位。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 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经济活动的风吹草动，都会在股市上有所体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资本市场遭遇重挫，欧美股市出现了近40%的跌幅，甚至有的国家在短期内连续出现历史罕见的4次熔断，让世人为之错愕。反观中国股市，虽然也有波动起伏，但总体上平稳，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被一些国际金融人士誉为未来全球资本的“避风港”。中国股市稳定的背后，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基本趋势的强力支撑。

　　客观地讲，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明显的。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就我国而言，疫情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冲击，使经济活动受到抑制。从总需求角度看，2020年1—2月，我国消费和投资大幅下降，降幅均超过20%，受国外疫情的波及，外贸出口下降15.9%，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都略显疲软；从总供给角度看，三次产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交通运输、旅游、餐饮住宿、娱乐文化、商贸会展等服务业受冲击最大，疫情期间78%的餐饮企业营收损失达10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应该说，在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给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带来困难和挑战。

　　但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外在的，总体是可控的。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科学而充足的事实依据的。

　　我国经济家底丰厚，抗冲击力强。经过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经济已经成长为“巨无霸”，拥有超级体量和足够韧劲。现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6%，外汇储备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我国还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经济的规模性、生产制造品类的齐全性，使外生冲击难以撼动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更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弹药”。

　　我国经济潜力十足，回旋余地大。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每年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城落户，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所产生的需求是全面的、巨大的、持久的。我国拥有14亿多人的消费市场，国内储蓄率高，人力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创新创业潜能，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我国经济调控有力，政策工具多。我国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在一起，并不断优化这个组合，使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都得到有效发挥。在疫情面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空间和手段是十分充足的，财政和金融货币体系等抗风险的韧劲强，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地对冲疫情的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压力。

　　因此，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由我国经济基础、发展潜力、体制机制、宏观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基本格局，不会因疫情冲击这种短期因素而发生改变。从现实情况看，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复苏势头，逐渐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四 中国经济如何化危为机

　　困境之中往往会萌发新生事物。疫情之下，许多传统的经济产业受到严重影响，但也催生出一些新兴经济业态。“迅萌下单”“官员带货”火爆刷屏、“指尖交易”“云端销售”蔚然成风、“宅经济”“夜经济”迅速崛起、“新基建”“新消费”引领风潮……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新经济模式逆势增长，成为疫情期间的一抹亮色，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发展的，在化解矛盾中实现螺旋式发展。人类发展历史一再表明，顺境中有挑战，逆境中有机遇，挑战和机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把握时机，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朝好的、进步的方向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只要我们保持迎难而上的信心和勇气，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能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如期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化危为机，“机”从强产业来。产业是经济的骨骼，支撑起国民经济的整个肌体。目前，我国企业已基本复工复产，接下来的重点是落实好相关保障措施和支持政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化危为机，“机”从扩内需来。近几个月来，不少地方给当地居民发放消费券，通过政府引导和商家促销相结合的方式，刺激消费回暖，效果十分明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加快在建、新开工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优化投向结构，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化危为机，“机”从稳外贸来。当前，全球许多国家的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将会更为糟糕，我国在外贸压力犹存的情况下，又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必须用足用好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稳住外贸基本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全力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落实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化危为机，“机”从激活力来。微观主体是市场经济的细胞。目前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达到上亿级，它们活力充足，既是经济景气的“信号灯”，又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大对民营经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劲头。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经济不是一个小池塘，而是一片汪洋大海，有着容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和激浊扬清的强大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照耀下，中国经济大海的浪潮澎湃奔涌，必将冲破绝壁的阻挡夺隘而出，奔向更加辽阔更加壮美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