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种地!这些农民的选择为何如此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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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种地!这些农民的选择为何如此决绝?

他们曾经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曾经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而今,热火朝天的夏收,却与他们没啥关系了。地里种着啥?长势如何?丰收还是歉收?他们并不关心。洗脚上岸后,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活法,也获得了更多收获。

尽管他们不会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却也不愿回头再看土地一眼。他们,便是走出农村,顽强地在商海里觅得商机且自得其乐的一批农民。没人强求农民必须固守那一亩三分地,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得是如此决绝。

他们,和土地若即若离

位于汇龙镇的江苏启东市水果批发市场内,总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绿色的西瓜、鲜红的樱桃、地产的香瓜,天南地北的各色水果,在讨价还价声中迎来送往,甜美的果香味沁人心脾。46岁的陆雨平,正忙着把磅秤上的一箱箱苹果往车上搬。

“放心,绝对够秤。”陆雨平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前来进货的车主说。35斤一筐,对这位离异的中年妇女来说,每天搬上搬下100多筐,的确够累。17年前,她让父母别再种地,到城里来帮她照看水果批发生意。“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记者此前在光明村看到过他们家的房子,那座被麦田包围的平房,大门被一席陈旧的竹帘象征性地挡着,门前堆放的砖块足有一人多高。砖堆上已长出一棵桑树,红红黑黑的桑葚,无人理睬。家里的地,全部托管给潘广时了,门前屋后的地荒着可惜,也被小潘种上了麦子。

“那砖头,堆了17年了,本来想盖房子的。”陆雨平的母亲顾炳如说。50岁离开村子,顾炳如与丈夫陆丰除了帮女儿打理水果批发,仍坚持种了10年地,由于身体原因,后来只能种一半的地,到2013年,才把地全部托管给潘广时。17年,转眼就过去了。

水果批发市场离光明村约16公里。“刚开始骑自行车,两个小时能到家,后来换了电瓶车,再后来,实在种不动了。”顾炳如说,一家三口,每年能赚十七八万元,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但人也越来越老。“现在只能帮看看门面、收收钱、烧烧饭、洗洗衣,重活是干不来的。”顾炳如和丈夫都很喜欢农村生活,因为“做生意烦心的事更多”。

“外孙今年22岁,再过一两年也要结婚了,到时候女儿有新帮手了,我们就可以解脱了。”顾炳如和丈夫商量着,今年选个时间回村把房子维修一下,为搬回去做准备。“能种多少就种多少,最起码门前屋后的地,还是可以打理的。”

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曾经说:“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还要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了。”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陆健说:“再过10年,我们这里的农村将有80%的空房户,会有更多的土地被托管。”

他们,不愿再回头

脖子上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说话大嗓门,喜欢解开衣领大碗喝酒,在53岁的丁耀身上,找不到太多农民的痕迹,他已经融入了小镇生活。18年前,丁耀和妹妹一起离开光明村,落脚南阳镇农贸市场,办起了一家面点加工店。这家加工店,至今没有店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做生意。

和很多农贸市场一样,南阳镇农贸市场也是灰头土脸的。中午时分,没有顾客,丁耀的爱人独自包着圆子(类似于汤圆,但馅的种类比较多),面前有四盆馅,分别是红枣的、豆沙的、萝卜丝的、芝麻的。包好蒸熟,傍晚就有顾客上门了。

丁耀早些年花6.5万元买下了这间门面,一楼做生意,二楼住家。听说村里来人,丁耀80岁的老母亲慢慢下楼打招呼。老支书袁兵她还认识,现任支书包汤兵,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好笑了笑。

丁耀家4.8亩承包地,已全部托管给潘广时,除了日常的面点生意,闲时就钓鱼、打牌,一年下来,全家纯收入能有15万多元,丁耀显得很满足:“现在只想再赚些钱,为在上海工作还没出嫁的女儿多准备些嫁妆。”

刘卫星的生意做得大。久隆镇世纪华联超市的面积足有1200平方米,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超市的“主人”,便是67岁的刘卫星。22年前离开光明村后,他就一直在各个乡镇辗转经营超市,再也没想过种地的事。

“我种过地,种过大棚蔬菜,都是兄弟姐妹们留下来的地。”刘卫星兄弟姐妹共7人,大哥原来是启东市商业公司的经理,择机把刘卫星带了出来。“做生意肯定挣得比种地多得多。”刘卫星说,离开土地时,是义无反顾的。

生意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幸福街做食品批发,然后到城南菜场附近开了家小超市,后来又到和合镇,2013年年底落脚久隆镇。“哪里房租便宜,我就去哪里,在和合镇待的时间最长,足有11年。”

刘卫星跑不动了,也不想再到处跑了,他租下200多平方米的门面,并在门面后面投资100万元建彩钢房,办起了目前的大超市。“现在光吃饭,不拿工资。”刘卫星前几年开始做女儿女婿的助手,帮他们看看店,不再管具体经营了。偌大的超市,记者看不到几个顾客。“久隆镇周边不足2万人,超市就有3家,竞争太激烈了。”他摇了摇头说,“没办法,其他地方房租太高。”

“还准备回家种地吗?”“种地?”瘦小的刘卫星透过眼镜片奇怪地瞄了记者一眼说,“我连宅基地上的房子都卖了。”从45岁开始弃农经商,刘卫星就没想再回头。“以前辛辛苦苦种地,每亩收个三四百斤油菜籽,就已经很开心了,但实在卖不了几个钱,种地收入不到我经商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女儿结婚后,刘卫星将名下的财产悉数归了女儿,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目前在镇上还只是租房住。但他觉得,女儿女婿成长起来了,也就足够对自己交代了。这地,肯定是不种的了。

“开着奔驰”去种地?

“历朝历代,农民都是处于最底层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丁耀和刘卫星等人的选择,陆健显得很理解。“以前农民一辈子被束缚在土地上,现在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外出打工经商的越来越多,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很多人不愿再种地,哪怕在工地上搬砖,也比种地强。”

在这里,没有几个人会为自己农民的角色而骄傲。69岁的朱锦荣,托管着3000亩土地,是启东本地首屈一指的种粮大户,对那些从外地到启东的种粮大户,交集颇多,了解颇多。“很多连云港人在这里种地,赚了钱,都是开着轿车回家,很有面子。他们回到老家后都不种地,大多买了门面做生意。”朱锦荣说。很明显,他们希望以一种更光鲜的身份在家乡亮相。

对于自己的未来,朱锦荣希望儿子严冬(随母亲姓)回来接班。老支书印耀辉认为不现实,记者也认为不可能,便去向严冬求证。

“父亲老了,我肯定会回家接他的班的。”严冬毫不犹豫地说。严冬目前在启东滨海园区经营着一家宾馆、一家手机店和一家KTV,3家店每年的利润和父亲的3000亩地收入相当。朱锦荣每天骑着电瓶车在田间地头查看墒情、作物长势,儿子严冬则开着奔驰做业务。生活方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离开土地那么久的严冬,果真会回来接朱锦荣的班吗?

“父亲积累了那么多农机资产,需要有人接手。而且,规模化种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我现在的生意,竞争太激烈,说不定哪天就被别人挤垮了。”严冬极力想证明自己未来的选择,“可以开着奔驰种地嘛。”

谁说不能开着奔驰种地呢?开上奔驰后,还有几人能安心种地?与严冬年龄相仿的潘广时,因为没有父辈打下的基础,目前仍在靠规模化种地挖掘自己的第一桶金。曙光就在眼前,但问及潘广时对子女的希望时,他说:“当然不希望他们将来去种地。”

题外话

不管是在外经商的农民,还是在村里种地的大户,对土地都谈不上眷恋。很多人有了更多诉求,不再满足于“耕者有其田”,而土地的含金量没有上升,人们经营土地的能力也没有得到理想化的提升。

首先,土地规模化经营面临障碍。和很多地方一样,启东市每户农民的承包地,被碎片化地分散在各处,一个村只要有几户农民不愿被托管,就会影响到整村的规模化耕种。记者曾问及光明村和南阳镇的领导:可否在一个村先行试点重新划分土地?地亩不变,户头不变,只是将分散的土地集零为整。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

“我们知道农民的诉求,但上面没有相关政策,谁敢轻举妄动?”陆健说,“老百姓都上岸了,干部还在河里摸石头。”他也属于“假装”摸石头的干部,他不敢去再造一个“小岗村”,只能等。记者感到莫名的悲哀。

其次,职业化农民的成长刚起步,对土地的管理仍相当粗放。比如,潘广时的阳光合作社成员之间并没有分工,忙时集合闲时散。潘广时既是社长,又是农机手,还是机修工,种地基本凭经验。

不是他们不想学习,而是不知道去哪里学习。种田大户曹燕飞就向记者抱怨,他们的种田知识,除了经验,就是自己从电视、报纸上学的,那些所谓的专业培训、科技下乡等,“好多都是走过场。”

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农民的获得感,职业化农民的培养,未来值得回忆的乡愁,都非常重要。但理想与现实,还存在很多脱节的地方。设想一下,耕作者们如果能有更多收益、更多尊严,境况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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