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会”召开前的<?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3月1日，在朱德的故乡———四川仪陇诞生了中国首家村镇银行。在“两会”代表议政声中，3月9日，远在东北边陲的产粮大县吉林梨树县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成立。来自基层的代表生动地说，农村金融市场的春天已经到来，坚冰正在慢慢消融！
　　贷款难是农村金融存在的最突出的矛盾。从农村金融需求者来看，主要包括普通农户、种植和养殖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涉农企业。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农贷方面，目前中国约有2.3亿农户，其中约1.2亿农户有贷款需求。代表委员们反映说，从现在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转来看，已不太能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
　　农村金融市场全新开局
　　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农信社身上，这是参加“两会”的经济界别委员的共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农村不缺大血管，缺的是毛细血管，就是能够有效地在村一级、在最基层提供金融服务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很好的毛细血管系统。
　　2006年底，政府开始通过各种途径给农村金融市场造血。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对所有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农村市场，新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邮政储蓄银行开业。今年1月，农业银行改革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定调，确定了农业银行不离开农村、面向“三农”的方向。
　　针对村镇银行，林毅夫委员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如果有这些比较好的地区性的金融机构、中小银行、小额信贷、担保体系建立的话，农民就能得到更多的资金。
　　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史纪良这样认为：“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重大挑战，由于资本金不大，发生一笔呆坏账就有可能难以为继，所以在发展新金融组织形式的同时，需要对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政策上给予积极扶持。”
　　面对众多银行机构对农村市场的探索，农村信用社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耀邦委员认为，过去农信社改革期间，国家免除了三年所得税，实际上大部分农信社是亏本的，不赚钱，这项政策并没有带来实惠。因此，他建议国家免除农民在农信社贷款的利息税来平衡。
　　朱元樑委员也建议，对农信社历史亏损挂账给予一定照顾，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让其轻装上阵。他还建议，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一行一策”，不要一个模式，对承担支农任务的要多注资，严格限制农行、农村合作银行在城市开网点的数量。
　　对农发行应加强农业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突出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科技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小额贷款作为资金回流农村的一个主要渠道，受到了委员们的特别关注。然而，刘汉元委员经过调查发现，小额信贷申请量和实际发放数额一直很低。他认为金融机构对农村小额贷款的用途和范围的严格限制，导致了真正有资金需求、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户很难获得贷款。同时，小额贷款上限设置得非常低，使大额资金无法回流等，都限制了资金的有效利用和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他建议，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通过对金融机构发放小额贷款免征利息税、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税率，减少存款准备金、放松利率管制、安排专项资金进行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各大金融机构将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去。
　　代表委员也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希望对民间金融，政府应当引导和规范，有效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
　　“独木”难承支农之重
　　近年来，尽管政府加大了农村金融的改革力度，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农村信贷资金供应不足，资金外流严重，农户贷款难等“制约瓶颈”。
　　林毅夫委员给记者列举了农民贷款难的原因：“分散的客户资源、小额的贷款额度、相对较差的信用环境，决定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再加上金融支农服务单一，这是当前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
　　由于农村放贷成本过高，盈利空间有限，2000年前后，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和提高经营效益的考虑，大规模撤离农村。一项数据显示，1999年河南共有商业银行机构3416个，到2004年，这一数字已减少到1842个，比1999年减少46%，平均每个县减少了12个。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绥化市市长于莎燕说，国有商业银行诸多市县支行基本停办对农村的贷款业务。农发行作为我国唯一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基本上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邮政储蓄吸收农村资金问题比较严重但却没有放贷功能。此外，保险、证券、担保等金融业务在农村还刚刚起步或处于空白状态，使农村出现了金融服务盲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认为，农村金融业务种类较少，一些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期限结构和额度也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据了解，目前，金融机构对农村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是存贷款业务，银行卡、理财、基金、农产品期货等业务在农村推广不够。
　　农民最为熟悉的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乐观。据了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提供了80%以上的农业信贷资金，处于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地位。但是，“国有金融机构‘撤’出农村，仅靠农信社是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对金融的需求，不能独立担当支撑‘三农’重任。”全国政协委员龚建明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总结说，目前，农村金融存在四大问题：政策金融力度不足、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地下金融相当猖獗。
　　农业保险期待“破题”
　　在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讨论声中，加强农村保险发展的呼声在“两会”的代表委员中一直没有中断过。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学萍说，投入大、周期长的农业是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重点保护对象”，独立生产的农户自身抗灾能力极其有限，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几年都不能翻身。“没有农业保险，农民有后顾之忧，就不敢大胆发展规模化生产，这不利于优势农业产业的发展。”王学萍说。农业作为风险相对较高的行业，弱化了农产品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
　　如有完备的农业保险，农民多少还能挽回一些损失。但我国农业保险目前陷入了怪圈，高赔付导致高保费，而高保费又令农民买不起保险……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农业厅原厅长林玉权说：“农业保险是一种收费低、风险大、赔付率高的险种。自然灾害和疫病突发的大面积、不可预期性，使保险公司从技术上无法规避风险，所收取的保费不足以维持赔付，往往是一个灾年就能吃掉以往数年的资金积累，保险公司基本不盈利，农业保险自然难以开展。”
　　全国政协委员童石军认为，农业保险并非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所能承担，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童石军说，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以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引导农业金融资本流入，维护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国家应对农业保险实行政策性补贴，并建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以降低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推动农业保险为农民规避风险。
　　陈耀邦委员说，前年，他到美国考察，美国国会批了20亿美元给美国农业部，分了一部分给农民保费补贴。而且，美国农民参加农业保险是和农贷挂钩的，参加了农业保险农贷就可以优惠。
　　据统计，2006年，全国农业保费收入已经接近9亿多元，承保的面积有7000多万亩。对“三农”提供的各个保障有733.2万元。但是，面对18亿亩耕地和千变万化的农业产业，如此微弱的保费收入远远不能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发展亟须保险业保驾护航。
　　因此，有代表认为，在政府对农业保险加大投入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商业保险业进入农业产业化、种养业等领域，大力开发与天气指数、期货指数等相关的农业保险新产品，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据统计，2006年，全国90％的省市自治区都开展了农业保险工作，其中吉林、四川等农业保险超过了70％左右。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农业保险收入也逐步增加。今年保监会将启动风险转移分摊政策，开发农作物保险，扩大农业再保险偿保能力，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和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