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步入高成本阶段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全面推进，我国农业正经历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生产成本显著增加，务农种粮比较效益不断下降，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给未来的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我国农业正步入高成本阶段

　　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启动了新一轮上涨行情。这种在粮食产量连续4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条件下出现的价格持续上涨，意味着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已开始步入高成本时代。突出表现在：

　　一是总成本明显增加。从国民经济核算宏观数据看，近10年来，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年均增长7.6％，近几年增长加快，2004－200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2.7％。从农产品成本调查微观数据看，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平均每亩总成本（含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由2003年的377元上升到2007年的474元，年均增长5.9％。平均每头生猪规模化饲养成本2003年为598元，2007年达到1051元，年均增长15％。蔬菜亩均总成本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4.6％。预计今年粮食亩均总成本将达到575元，比上年增加95元，增长20％左右。农户饲养一头生猪总成本达到1300多元，比2006年增长77％。

　　二是成本构成发生明显变化。现代生产要素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农业外部成本如物质和服务费用支出增长加快、份额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以及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土地流转现象增多，使得土地成本比重提高。2004－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物质和服务费用年均增长6.4％，占总成本的比重一直稳定在50％以上；近10年来，土地成本年均增长8.1％，所占的比重由10年前的9％上升到现在的17％；而劳动力成本则由10年前的4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32％。

　　三是石化工业品投入明显加快。农业越来越依赖石油、机械、化学工业品的投入。2007年每亩粮食化肥支出91元，比2003年增加33元，年均增长12％，预计今年将达到126元，增长38％；化肥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由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20％左右。农机作业费用也由2003年的24元上升到2007年55元，年均增长22.9％；农机作业费占总成本的比重也由6％上升到12％。“石油农业”正悄然而至。

　　四是高成本导致粮食和农业效益明显下降。虽然近几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生产成本的加快上涨，农业生产效益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走势。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出售价格比2004年上涨了8％，而平均每亩粮食生产净利润下降了16％。农业增加值率（农业增加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2004年的59％下降到57％。预计今年粮食亩均净利润约为135元，比去年下降20％，比2004年下降32％，甚至比1996年还低14％。

　　二、农业生产高成本的原因及其影响

　　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外部成本的拉动，也有农业内部成本的推动；既有不利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

　　一是高油价推动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业生产资料是构成农业成本的主要部分。受国际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近几年农资价格居高不下且持续攀升，成为拉升农业生产成本的主要力量。国际原油价格自1999年以来上涨了9倍，近一年就上涨了1倍，铁矿石价格自2003年以来也是连续6年大幅上涨，而我国50％的原油、90％的硫磺、70％的钾肥依靠进口。高油价向下游传导，必然导致农机、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上涨。2007年与2003年相比，全国农资价格总水平上涨36％，今年上半年同比继续上涨20.7％，其中6月份上涨24.4％。据有关部门测算，仅农资价格上涨，每亩粮食生产成本就比上年增加95元。而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具有持续性。

　　二是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程度加深。我国农业已步入以机械化、化学化为特征的“石油农业”时代，不仅大量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而且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农用化学品。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看，2006年末全国机耕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59.9％，比10年前提高17.8个百分点，机播面积占32.6％，提高16.4个百分点；机收面积占24.9％，提高12.9个百分点；农用化肥施用量比10年前增长30％以上。2007年仅化肥、机械作业两项费用就占到粮食生产总成本的30％以上，占物化成本的60％以上。

　　三是农业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工业化、城镇化一方面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也带来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当种田一年不如外出打工几天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也就顺理成章。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显现，这不仅使劳动力变得更“贵”，也使承包耕地流转变得有“偿”。据农产品成本调查，近三年雇工工价上涨了61％，廉价劳动力优势开始下降；粮食流转地租金上涨了78％，经济作物承包地流转费用更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高。

　　四是规模小导致农业成本高。农产品是土地密集型产品，就是说土地面积越大，成本越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9亩，劳均耕地面积只有5亩左右，劳均粮食产量只有1400多公斤。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必然导致单位面积的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近几年农机作业成本之所以增长很快，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土地规模小，农业机械投入效益难以充分发挥。“富粮国家”农业生产规模大，规模效益显著。如美国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100倍，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已经达到200公顷，大农场达到1600公顷，劳均谷物产量近6万公斤，每亩小麦的机械作业加上燃料动力费用只有30元，而我国则高达60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模式还将长期存在，高成本时代还很长。

　　此外，农田水利基础条件差，公共服务水平低，抗灾减灾能力弱，也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影响农业生产效益。

　　农业生产高成本，对农业的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高成本导致粮食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粮食和农业安全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如果没有大的政策举措和机制创新，粮食和农业生产萎缩的风险是存在的。另一方面，高成本也将倒逼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业政策调整。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农业生产高成本的冲击。如欧盟一些成员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出现过农业萧条、食品供应不足问题。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日益加深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撑下，特别是在巨额农业补贴政策的保护下，这些国家的粮食和农业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这些国家也成为了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三、高成本状态下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取向

　　我国农业正进入高成本时代，农业发展正进入关键转折时期，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组织形式正经历剧烈转型。这要求我们必须顺应农业发展变化规律，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农业政策方面做出相应安排，加快构建促进粮食和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实践证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规模化、集约化。要抓紧研究制定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措施。在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健全规范土地流转制度，将土地经营权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鼓励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生产各环节集中作业、连片经营，如现在麦作区展开的统一供种、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机收、统一病虫害防治等等，形成实际上的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也可以通过扶持培育规模大、有潜力的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推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

　　（二）大力推广节本增效农业技术。目前我国化肥亩均施用量已是美国的3.5倍，农业用水成本也很高，长此以往难以为继。据报道，“粮食丰产科技工程”自启动实施以来，化肥利用率与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以上，农药用量减少约25％，每亩节本增效100元左右。要加大农业科研开发力度，启动实施转基因生物工程，推广良种良法，努力提高粮食和农作物单产水平。大范围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节水灌溉等先进实用技术；抓紧研究出台鼓励农民增施有机肥的补贴政策，减少对化肥的依赖，促进耕地质量的改善。

　　（三）大力提升农业公共服务水平。政府通过提供一般公共服务，可以改善农业生产贸易条件，减轻农民的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应积极运用WTO倡导且不设限的“绿箱”政策，抓住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政策性保险、农民培训、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小额信贷以及农产品流通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改善农业的公共服务，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大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价格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粮食和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据河南省调查，每改造一亩中低产田，可平均增产150-200公斤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在加大对农业投入的同时，要调整结构、突出重点，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重点向粮食核心产区倾斜。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改善农业装备条件，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持力度。

　　（五）大力增加粮食和农业补贴。对粮食和农业进行补贴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也是由农业的公益性、弱质性所决定的。尤其是在高成本时代，加大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力度，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美国近几年的农业补贴年均达190亿美元，占WTO允许限额的99.5％。我国2007年农业总产值（按WTO口径计算，不包括渔业和林业）为42574亿元，“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为7237亿元，而目前我国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只有1028亿元，“黄箱”政策的使用率仅为14％，尚有6000多亿元的支持空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国家财力增长情况，采取多种筹资方式，比如开征粮食消费税，让消费者补贴生产者等，较大规模地对粮食和农业进行补贴。要进一步完善补贴办法，确保务农种粮农民的收益。

　　（六）合理提升、逐步理顺粮食价格。价格是调节农产品供求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促进农民增收最重要的举措。高成本势必推动粮食价格在一个新的高点达到动态平衡。基层反映，由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仍是主渠道，目前的最低收购价事实上成为一些地方的最高限价。粮价偏低，农民种粮的利润空间在不断缩小。为此，应根据成本上涨情况，适当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使农民得到合理的利润。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运用粮食进出口调节手段，让农民分享到粮食涨价的利益。同时，增加对低收入困难群众的补贴，保障他们的生活不因粮价提升而受到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