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步入高成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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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步入高成本阶段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全面推进,我国农业正经历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生产成本显著增加,务农种粮比较效益不断下降,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也给未来的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我国农业正步入高成本阶段

  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启动了新一轮上涨行情。这种在粮食产量连续4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条件下出现的价格持续上涨,意味着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已开始步入高成本时代。突出表现在:

  一是总成本明显增加。从国民经济核算宏观数据看,近10年来,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年均增长7.6%,近几年增长加快,2004-200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2.7%。从农产品成本调查微观数据看,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平均每亩总成本(含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由2003年的377元上升到2007年的474元,年均增长5.9%。平均每头生猪规模化饲养成本2003年为598元,2007年达到1051元,年均增长15%。蔬菜亩均总成本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4.6%。预计今年粮食亩均总成本将达到575元,比上年增加95元,增长20%左右。农户饲养一头生猪总成本达到1300多元,比2006年增长77%。

  二是成本构成发生明显变化。现代生产要素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农业外部成本如物质和服务费用支出增长加快、份额提高;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以及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土地流转现象增多,使得土地成本比重提高。2004-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物质和服务费用年均增长6.4%,占总成本的比重一直稳定在50%以上;近10年来,土地成本年均增长8.1%,所占的比重由10年前的9%上升到现在的17%;而劳动力成本则由10年前的4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32%。

  三是石化工业品投入明显加快。农业越来越依赖石油、机械、化学工业品的投入。2007年每亩粮食化肥支出91元,比2003年增加33元,年均增长12%,预计今年将达到126元,增长38%;化肥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由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20%左右。农机作业费用也由2003年的24元上升到2007年55元,年均增长22.9%;农机作业费占总成本的比重也由6%上升到12%。“石油农业”正悄然而至。

  四是高成本导致粮食和农业效益明显下降。虽然近几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生产成本的加快上涨,农业生产效益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走势。2007年三种粮食平均出售价格比2004年上涨了8%,而平均每亩粮食生产净利润下降了16%。农业增加值率(农业增加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2004年的59%下降到57%。预计今年粮食亩均净利润约为135元,比去年下降20%,比2004年下降32%,甚至比1996年还低14%。

  二、农业生产高成本的原因及其影响

  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外部成本的拉动,也有农业内部成本的推动;既有不利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

  一是高油价推动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业生产资料是构成农业成本的主要部分。受国际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近几年农资价格居高不下且持续攀升,成为拉升农业生产成本的主要力量。国际原油价格自1999年以来上涨了9倍,近一年就上涨了1倍,铁矿石价格自2003年以来也是连续6年大幅上涨,而我国50%的原油、90%的硫磺、70%的钾肥依靠进口。高油价向下游传导,必然导致农机、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上涨。2007年与2003年相比,全国农资价格总水平上涨36%,今年上半年同比继续上涨20.7%,其中6月份上涨24.4%。据有关部门测算,仅农资价格上涨,每亩粮食生产成本就比上年增加95元。而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具有持续性。

  二是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程度加深。我国农业已步入以机械化、化学化为特征的“石油农业”时代,不仅大量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而且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农用化学品。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看,2006年末全国机耕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59.9%,比10年前提高17.8个百分点,机播面积占32.6%,提高16.4个百分点;机收面积占24.9%,提高12.9个百分点;农用化肥施用量比10年前增长30%以上。2007年仅化肥、机械作业两项费用就占到粮食生产总成本的30%以上,占物化成本的60%以上。

  三是农业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工业化、城镇化一方面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也带来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当种田一年不如外出打工几天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也就顺理成章。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显现,这不仅使劳动力变得更“贵”,也使承包耕地流转变得有“偿”。据农产品成本调查,近三年雇工工价上涨了61%,廉价劳动力优势开始下降;粮食流转地租金上涨了78%,经济作物承包地流转费用更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高。

  四是规模小导致农业成本高。农产品是土地密集型产品,就是说土地面积越大,成本越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9亩,劳均耕地面积只有5亩左右,劳均粮食产量只有1400多公斤。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必然导致单位面积的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近几年农机作业成本之所以增长很快,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土地规模小,农业机械投入效益难以充分发挥。“富粮国家”农业生产规模大,规模效益显著。如美国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100倍,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已经达到200公顷,大农场达到1600公顷,劳均谷物产量近6万公斤,每亩小麦的机械作业加上燃料动力费用只有30元,而我国则高达60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模式还将长期存在,高成本时代还很长。

  此外,农田水利基础条件差,公共服务水平低,抗灾减灾能力弱,也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影响农业生产效益。

  农业生产高成本,对农业的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高成本导致粮食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粮食和农业安全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如果没有大的政策举措和机制创新,粮食和农业生产萎缩的风险是存在的。另一方面,高成本也将倒逼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业政策调整。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农业生产高成本的冲击。如欧盟一些成员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出现过农业萧条、食品供应不足问题。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日益加深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撑下,特别是在巨额农业补贴政策的保护下,这些国家的粮食和农业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这些国家也成为了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三、高成本状态下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取向

  我国农业正进入高成本时代,农业发展正进入关键转折时期,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组织形式正经历剧烈转型。这要求我们必须顺应农业发展变化规律,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农业政策方面做出相应安排,加快构建促进粮食和农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实践证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规模化、集约化。要抓紧研究制定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措施。在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健全规范土地流转制度,将土地经营权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鼓励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生产各环节集中作业、连片经营,如现在麦作区展开的统一供种、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机收、统一病虫害防治等等,形成实际上的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也可以通过扶持培育规模大、有潜力的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推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

  (二)大力推广节本增效农业技术。目前我国化肥亩均施用量已是美国的3.5倍,农业用水成本也很高,长此以往难以为继。据报道,“粮食丰产科技工程”自启动实施以来,化肥利用率与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以上,农药用量减少约25%,每亩节本增效100元左右。要加大农业科研开发力度,启动实施转基因生物工程,推广良种良法,努力提高粮食和农作物单产水平。大范围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节水灌溉等先进实用技术;抓紧研究出台鼓励农民增施有机肥的补贴政策,减少对化肥的依赖,促进耕地质量的改善。

  (三)大力提升农业公共服务水平。政府通过提供一般公共服务,可以改善农业生产贸易条件,减轻农民的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应积极运用WTO倡导且不设限的“绿箱”政策,抓住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政策性保险、农民培训、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小额信贷以及农产品流通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改善农业的公共服务,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大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价格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粮食和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据河南省调查,每改造一亩中低产田,可平均增产150-200公斤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在加大对农业投入的同时,要调整结构、突出重点,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重点向粮食核心产区倾斜。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改善农业装备条件,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支持力度。

  (五)大力增加粮食和农业补贴。对粮食和农业进行补贴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也是由农业的公益性、弱质性所决定的。尤其是在高成本时代,加大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力度,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美国近几年的农业补贴年均达190亿美元,占WTO允许限额的99.5%。我国2007年农业总产值(按WTO口径计算,不包括渔业和林业)为42574亿元,“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为7237亿元,而目前我国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只有1028亿元,“黄箱”政策的使用率仅为14%,尚有6000多亿元的支持空间。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国家财力增长情况,采取多种筹资方式,比如开征粮食消费税,让消费者补贴生产者等,较大规模地对粮食和农业进行补贴。要进一步完善补贴办法,确保务农种粮农民的收益。

  (六)合理提升、逐步理顺粮食价格。价格是调节农产品供求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促进农民增收最重要的举措。高成本势必推动粮食价格在一个新的高点达到动态平衡。基层反映,由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仍是主渠道,目前的最低收购价事实上成为一些地方的最高限价。粮价偏低,农民种粮的利润空间在不断缩小。为此,应根据成本上涨情况,适当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使农民得到合理的利润。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运用粮食进出口调节手段,让农民分享到粮食涨价的利益。同时,增加对低收入困难群众的补贴,保障他们的生活不因粮价提升而受到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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