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大全网（nongjidaquan.com）最新农机信息：宋毅：误打误撞干农机(宋英：我与农机鉴定改革)，农机新产品,二手农机,农机补贴目录,农机价格查询,农机报价大全，更多农机资讯请查看：农机资讯

　　农机大全网（nongjidaquan.com）今天给各位分享宋毅：误打误撞干农机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宋英：我与农机鉴定改革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1、宋毅：误打误撞干农机

2、宋英：我与农机鉴定改革

3、完全依靠补贴种粮，收益将越来越低

4、完善“阳光工程”机制对接农村劳务 1.8万“龙哥龙妹”将南下浙江“淘金”

宋毅：误打误撞干农机 ♂

宋毅：误打误撞干农机

资料图

2019年1月20日，历时近一年的中国农机化协会主办的“纪念农机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落下帷幕，我写的《我为老科学家写传记》一文，被评委们评为特别奖。颁奖仪式上，农机化管理司的4位前任司长宋树友、徐文兰、王智才、李伟国同时出席，更显活动的庄重与热烈。

回想我与农机化工作结缘的经历，初始于宋树友老领导担任农机化管理司司长时期，到农机化系统是在徐文兰任司长的时期，先后在徐文兰、魏克佳、牛盾、王智才、宗锦耀等5位司长领导下工作过，与农机化事业结下很深感情。即使7年前离开中国农机安全报社社长岗位调到中国农业出版社，我仍不认为已经离开了农机工作，只不过是“换了个频道”说话而已。

初识农机化

最早接触农机化部门是在1988年，宋树友老领导担任农机化司司长时期。那时我正在农牧渔业部机关报《中国农牧渔业报》当记者。第一次和农机部门打交道是1988年去安徽合肥出差采访时任安徽省水产局局长赵乃刚发明河蟹半咸水人工育苗专利的事迹。

临行前，同办公室的同事刘玉问我，安徽有什么熟人没有，我说没有。于是，她就让正在农机化管理司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爱人董涵英帮助联系了安徽省农机局的办公室主任郭子超。在合肥，受到郭子超主任的热情接待，听他讲了不少农机化方面的事情。

这次接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后来，我“投奔”到农机化门下后和已经升任安徽省农机局副局长的郭子超一直共事了近20年。作为农机化系统著名的笔杆子、记者出身的郭子超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农机化导报和常发集团联合举办纪念农机化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奖征文活动，郭子超局长的作品荣获了特等奖，张桃林副部长亲自为他颁奖；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也一直保持的很好。

“革命领路人”

1990年前后，从我家到报社上班每天要从万寿路农业部家属院乘坐农业部班车到部里，再换乘部里开往药王庙报社的班车。车友里有位农机化管理司管理处的干部叫卢元军，每天早晚同一趟班车，时间一长彼此间也很熟悉了。

一天，卢元军在班车上对我说：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农机站秉承“为搞服务办实体，办好实体促服务”的理念，大力兴办农机站站办企业。站长是个退伍军人，带领8个农村妇女把农机站办的红红火火：办起了一个加油站、一个制式服装厂、一个反光标牌厂、一个汽车驾驶学校，1989年站办企业创收过亿元，一下成为四川全省闻名的先进乡镇农机管理站，被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评为全国“百强农机站”。

卢元军问我：“你有没有兴趣邀请几家媒体一起去采访采访？”回到报社我立即把这条采访线索向总编辑进行了汇报，他也认为《中国农牧渔业报》报道农机化工作的内容太少，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报道力度，当即同意我前往四川采访。

是时任农机化司副司长徐文兰亲自帮助安排的这次采访，指示管理处的张处长派卢元军全程陪同采访。1990年9月下旬，我又约了新华社《瞭望周刊》和《科技日报》的记者一起来到成都金牛区的金牛乡进行采访。

采访内容让我大开眼界：在农机化管理和技术推广“鱼死网破线断”的年代，金牛乡突破传统思维，从搞站办企业做起，通过关系批准成立了“交金汽车驾驶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学员。

当时，学会开车、考个汽车驾驶执照非常困难。有了驾校，他们把成都市税务局的领导招进去当学员。建立起关系后，从税务局要来了为成都税务系统生产税务人员制式服装的业务，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制式服装厂。

因为办汽车驾校和成都市的公安部门建立起很好的关系，站里建起了一个反光标牌厂，承接了成都市二环路上所有反光标牌的生产任务。

最有意思的是，驾校还把成都双流机场负责安检的武警干部招来当学员，把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招来当学员，为金牛乡农机站的发展营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1994年，我在农业部办公厅新闻处当副处长时，到峨眉山参加《中国农机安全报》宣传年会。回程时，四川农机局两个处长送我到双流机场后就走了。过安检时，负责查验证件的武警女战士一口咬定10年前办理的第一代身份证上的照片不是我本人，非要让当地对口接待的部门到场为我证实。

我很恼火，当场和她争吵起来，惊动了当时带班的科长，他过来询问什么情况。他看见我时一愣：“你不是X校长的朋友吗？”我说：“你不是舒科长吗？”之前，我们在成都已经见过了几面，他告诉女战士：“我给他证明了。”马上把我领进了贵宾室休息。

那次在金牛乡农机站的采访，我第一次看见了小麦联合收割机田间收获试验；第一次和农机站人员坐着吉普车、顶着大喇叭走村串户宣传秋季农机安全生产知识；第一次结识了四川省农机局刘祖荣局长，黄彦蓉、母世杰副局长，认识了杨树斌、刁学峰处长。

多年过后，卢元军几次“告诫“我：“别忘了，我是你进入农机行业的革命领路人！”

一辆桑塔纳轿车的吸引

1991年夏季，农机化管理司在海滨城市大连召开全国农机化宣传工作会议，是时任司长宋树友主持的，我代表部办公厅新闻处参加，此外，还去了不少媒体代表。

会议报到那天，下午没有什么事情，宋树友司长叫上我、刘玉，还有司里法规处的贾敬敦一起到海边散步。边散步，宋司长边给我们讲农机化工作从农机部、八机部、农机化管理司的发展过程，讲了农机化发展形势和面临的困难，特别是讲到了农机化宣传工作，并对宣传工作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

这次会议使我对农机化宣传有了一个全面了解，知道了农机化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宣传阵地，为我后来长期从事农机化宣传打下一个心理基础。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中国农机安全报社社长张志学。从他那里得知，创办于1987年的《农机安全报》到1991年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在行业里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报社一直是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下面的一个处室，非独立法人单位，关系还没有理顺。

几年后，我提出来想调离机关，回到新闻单位工作，办公厅领导的意见让我去新上卫星的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CCTV-7）当一个部门主任。恰在这时，中国农机安全报社张志学社长来动员我到报社和他一起干，并且许诺给我配一辆新的桑塔纳轿车。

当时，我儿子正在学钢琴，需要每周一次送他到北京舞蹈学院钢琴老师家上课。那年代，大家还都没有专车，让我自己买我也买不起，但又太需要有辆车了，所以能给我配一辆桑塔纳轿车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张志学社长。

我没有辜负张社长的期望，用了5年时间，辅助张社长完成了机构从南京农机化研究所独立出来、创办《中国农机监理》（月刊）、报社升格为副局级、从南京整体搬迁到北京4件大事。

2003年，我接替张社长出任中国农机安全报社社长、总编后，10年内我又操作完成了将报社由一般纳税人变更为小规模纳税人、将《中国农机安全报》改造为《中国农机化导报》、为报社多争取660平方米办公用房、将报社归口业务联系单位由办公厅变更为农机化管理司等几件事。

回首18年在农机化系统工作经历，当初之所以能进入这个系统，真不是我有多高的觉悟、多大的热情，与参加征文的大多数同志学农机、干农机、爱农机相比“初心”相差的很远，充其量是被一辆桑塔纳轿车给吸引过去的，表现出实用主义的一面，只能算是“误打误撞干农机”。

（来源：中国农机化协会）

宋英：我与农机鉴定改革 ♂

宋英：我与农机鉴定改革

资料图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大概算得上是与改革同行的一群人。改革发展了国家，富裕了人民，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小学是在文革的后半期度过的。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爱憎分明、革命工作第一的红色记忆，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播种下了理想、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种子。

现在回头来看，小学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底色。这些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那时的日子简单、穷苦，却也快乐，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我见到的第一个大型机器就是拖拉机。小伙伴们跟在拖拉机后面奔跑，看那铁犁翻卷起的像波浪一样的土壤，无比兴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么大的国家政策也进入了我们这些娃娃们的头脑里。

恢复高考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改革。

上初中时，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上大学成了许多人的梦想。头两年，我们村就考上了几个大中专学生。我的数学老师刚给我们讲完什么是有理数，就去上大学了。那时，大学生，可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字眼。看着他们暑假回到村里，站在大街上那充满希望、快乐和自信的身影，着实令人羡慕。

大概初二的时候，我们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土地集体所有、一家一户种地的农业经营体制模式。

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二个改革。这一改革的深刻意义还是工作以后逐渐认识的，当时并没有多少感觉。那时的注意力已经全部转移到听课、做题和考试上了。

参加完高考报志愿时，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和班主任正在商量，恰好一位大学生暑假回校看望我的班主任，于是请他参谋给个建议。他问了我自己的估分后，建议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我就同意了。从此，我与农机化结上了缘。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可能还是小时候追拖拉机跑的情结发生了些作用吧。

高考改革使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从农村走进了首都北京。

1987年7月大学毕业，我被分到了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工作。1991年至1998年调入部机关工作，1998年机构改革后，又回到了鉴定总站。

这次机构改革是我遇到的第三个改革。

由于机关精简人员比例很高，要分流不少人。我是改革的受益者，为什么就不能为改革做一点贡献呢？我是这么想的，也服从了组织安排，并没有大的思想波动。机关工作培养了我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提高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水平，也使我对“三农”工作有了基本了解。

我国农机化发展经历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初期出现的低潮，国家对农业经营体制和发展农机化的主体进行了改革，农机化人也有过困惑。

但随着农业增产和乡镇企业发展，农机化开始出现了农户自购自有自用小型农机的发展模式，这一阶段以小型机械增长为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小麦跨区机收为标志的农机化社会化服务发展模式，以中型机械增长为主；进入本世纪后，呈现出国家购机补贴政策拉动下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发展模式，以中大型机械增长为主；当前我国农机化发展进入了向全面全程攻关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机化发展实现了两个历史性跨越：一个是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跨越；另一个是农业生产方式由人畜力为主发展向机械作业为主的跨越。2017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近10亿千瓦，规模以上农机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4500亿元，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6%，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我国已成为世界农机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

这个成绩的取得，我们农机化人在改革初期是想不到的。前面提到我遇到的第二个改革——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没有阻滞农机化的发展，反而为农机化发展找到了一条有实际经济效益的发展之路。

农机试验鉴定工作是农机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农业和农机化的改革和发展，农机试验鉴定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2004年，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5年，农业部制定了《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这是农业部贯彻落实农机化促进法，在总结过去农机试验鉴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机试验鉴定制度。

2006年我在鉴定总站质量监督处工作，在领导安排下，负责起草了《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实施办法》，2007年初发布实施。这是第一个规范推广鉴定工作的部门规章，明确了推广鉴定的八大内容和相关要求。

2015年，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决定对农机试验鉴定制度进行改革，当时我在鉴定总站科技外事处工作，是主要参加人之一，参加了这次农机试验鉴定制度改革的全部过程。

改革任务重，时间紧，大家加班加点努力工作，当年就完成并公布了《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农业部令2015第2号）和《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农业部第2331号公告）。为了使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尽快落地，2016年组织完成了部级推广鉴定大纲全面修订工作。

2015年改革的重点是：

1、下放发证主体，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强化鉴定机构主体责任；

2、明确农机试验鉴定的属性是技术推广工作，特色是聚焦产品的适用性，不同于产品质量监督和检验工作；

3、简化鉴定内容，初次鉴定内容由原来的八大方面精简为四个方面并大力推行机型涵盖；

4、有效期满实行续展方式，不需要重新鉴定；

5、企业自主使用标志。

这次改革的重要意义是明确鉴定机构为发证主体，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突出为购机补贴政策提供更好技术支撑，实现推广鉴定更加科学、规范、简化、可操作的有机统一。

这次改革是我遇到的第四个改革，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参加到改革顶层设计之中。

2016年9月，我到鉴定总站鉴定二室工作。2018年我主持对DG/T 001—2016《农业轮式和履带拖拉机》部级推广鉴定大纲进行修订。

这次修订的总体思路是：一方面继续做简化工作，同时推行单元鉴定，这可以减少企业的证书数量，减轻企业做鉴定的负担；另一方面强化了适用性评价，特别是将轮式拖拉机的能效等级作为适用性评价的内容之一，有利于引导拖拉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主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供给的结构、品种、质量及品牌，以满足市场需求。

国产农机产品普遍质量水平不够高，常常为农机使用者所诟病。农机行业中低端产能过剩，面临大调整、大变革的考验。每个企业都需要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真正树立起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理念，扎扎实实把产品做好，在大浪淘沙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潮流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总是有难度的，会遇到各种阻力。这里面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理论上的问题，还有权力和利益调整的问题，矛盾错综复杂，所以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我想，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就是好改革。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开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不仅建设美丽富强的中国，而且着眼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宏大，路径明确，前途光明。

让我们拥抱这样的改革开放吧！

（来源：中国农机化协会）

完全依靠补贴种粮，收益将越来越低 ♂

完全依靠补贴种粮，收益将越来越低

资料图

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随着农业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政策性收储退出市场的呼声不断增多。从另一方面，为广大农民朋友托底的政策性收储一旦没有了，怎样卖粮，才能保障利益不受损呢？中国乡村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子雨认为：

张子雨：粮食的政策性收购价格制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农民的定心丸，不管市场行情如何变化，国家政策都能给收入兜底。最近这两年，这项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棉花、大豆、玉米都开始了调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政策性收储退出市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难免让大家感觉心里不太踏实。

最近国家粮食局已经开始制定全新的政策，《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对外公布。

最值得关注的是，条例里面依然规定：当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障市场供应、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在粮食主产区对稻谷、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其实国家对农民的保障还是很全面的，政策调整，也不会忽视农民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严禁以非法手段阻碍粮食自由流通。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形成。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给，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这段规定和农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粮食市场开放，竞争有序，意味着粮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更加自由灵活地流通，这为打破各区域市场之间的界限提供了政策性的指导，而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意味着以后可以收购农民粮食的企业会越来也多，性质会更丰富，除了国有企业之外，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都会成为销售粮食的对象。

不过这种开放从长期来看是利好，但在眼下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压力。征求意见稿明确，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形成，这意味着，以后卖粮要更加注重市场动向，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得懂市场，学会随行就市。

另外，政策强调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给，则是给粮食生产吹响了转型升级的号角。强化市场引导，让市场主体更加多元，这给优质产品带来了更大的销售空间和利润空间，先进的种植方式，优质的粮食品种，都会因此而受益。反过来讲，如果不改进技术，完全靠补贴过日子，今后种粮的收益就可能越来越低。

从总体趋势来看，简政放权是目前的趋势，在粮食销售领域，市场的力量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家会一如既往地保护粮农朋友们的基本收入，如何在种粮过程中凸显水平，提高收入，需要大家开动脑筋，研究政策，想新点子。

正所谓：

粮食政策在调整，粮农权益有保证。市场多元潜力足，积极创新显才能。

完善“阳光工程”机制对接农村劳务 1.8万“龙哥龙妹”将南下浙江“淘金” ♂

完善“阳光工程”机制对接农村劳务 1.8万“龙哥龙妹”将南下浙江“淘金”

　　本网讯：5月17日，黑龙江省各级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和培训机构与浙江省用工单位和中介组织在杭州签订了155份劳务合作协议，1.8万“龙哥龙妹”将南下浙江“淘金”。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黑龙江—浙江农村人力资源劳务对接会上致辞时说，黑龙江是农业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农村劳动力输出地，浙江省工业经济比较发达，就业岗位多，就业环境好，是我国重要的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区。这次劳务对接会，是两省完善“阳光工程”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项新举措，也是两省加强和拓宽合作领域的一项新探索，为促进全国劳务输入地与输出地的有效对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有序化程度，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经验。

　　危朝安强调，实施“阳光工程”，做好就业服务，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是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确保“阳光工程”取得实效，关键是要强化政策落实机制，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在培训方式、信息服务、政策环境、权益保护和供需对接上多下功夫。各地要进一步拓宽省际之间、地区之间农村劳务合作的渠道和领域，促进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赢得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农民工、关心农民工，为农民工就业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加快推动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据了解，农业部、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建设部、科技部六个部委，从2004年起共同启动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截至2006年底，“阳光工程”已累计培训农民880万人，转移就业760万人，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拥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受到各级政府、用人单位和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

　　据黑龙江省副省长申立国介绍，黑龙江省在“阳光工程”的支持下，本着“先培训后输出，不培训不输出”的原则，有效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转移就业农民的职业技能、择业能力和就业的稳定性，目前已初步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管理规范化、服务社会化、对接网络化和输出品牌化。全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正由小规模转移向大规模转移转变、由单纯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自发盲目转移向有组织转移转变、由本地少数行业向国内外诸多行业转变、由季节性和临时性向常年稳定性转变、由全面宣传向重点打造“龙哥龙妹”劳务品牌转变，步入了组织化、规模化、技术型、有序开发的轨道。据统计，2006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451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64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915元。

　　申立国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90万农村劳动力具有转移就业愿望，其中12万正接受各种技能的职业培训，每年还有8—10万新生劳动力资源，这支劳动力大军都可成为劳务输出的后备力量。这次黑龙江省农委和浙江省农业厅举办劳务对接会，是两地共同开发劳务合作领域的一次新尝试，通过两地共同努力，必将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广泛合作，优势互补，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