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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从田间地头到果盘餐桌 邮政助农销售285.5吨农产品

2、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中国发展方略

3、从离乡到返乡，农民的足迹见证产业变革

从田间地头到果盘餐桌 邮政助农销售285.5吨农产品 ♂

从田间地头到果盘餐桌 邮政助农销售285.5吨农产品

　　8月1日至21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等邮政分公司累计帮助销售农产品285.5吨。

　　走进霍尔果斯农业科技产业园，采摘区、包装区、运输区同步作业，邮政工作人员抢抓工时，一筐筐西红柿经过分拣、包装等工序完成出库。?

　　“我们将西红柿送至伊犁州各县市农产品批发市场，保证农产品及时运输和销售。”霍尔果斯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韩卫强介绍，该公司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开通果蔬专门运输线邮路，同时加大宣传力度，畅通农产品运输销售渠道。目前，平均每天有4吨左右的西红柿通过邮路运输出去。?

　　8月8日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邮政单位积极对接当地政府与农村合作社，以解决当地农产品寄递困难为出发点，借助拼多多、淘宝等电商平台帮助农民销售伽师瓜、新梅等农产品，同时联动航空货运将农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为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果盘餐桌提供“一条龙”服务。截至目前，已帮助农民销售寄递货物2万余件，发运农产品55.4吨。?

　　眼下，正值蟠桃销售旺季。8月17日，和静县邮政分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帮农户种植的蟠桃找销路，当天在线上销售40件。同时，兵团第二师22团100余座大棚的冬枣陆续成熟，为了快收快销，和静县河畔镇邮政支局积极上门，为种植户办理冬枣销售快递物流业务，通过航空运输，以最快的速度将冬枣发往全国各地。?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中国发展方略 ♂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中国发展方略

中国发展的历史坐标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看中国发展方略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９日电（记者 李柯勇、宋振远、杨维汉）胡锦涛总书记６月２５日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

　　改革开放２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尚未根本改变，这是制定中国发展大政方针的基本立足点。

　　辩证看待“中国速度”

　　２００６年，我国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２０万亿元人民币，约合２．７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ＧＤＰ连续四年增长１０％以上，已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

　　“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姆·福格尔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预测中国在２０４０年经济总量将超过１２３万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而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算了一笔细账，提醒人们审慎看待这一前景：去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为２０４２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９美元，增幅近２０％；美国则为４３９９５美元，增长１９１９美元，增幅约４％。他说：“我们的增幅是美国的５倍，增量却不到人家的五分之一。从绝对数量上看，我们与美国的人均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又扩大了１５８０美元。”

　　去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仍排在世界百位以后。如果说ＧＤＰ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那么人均ＧＤＰ反映的就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穷国。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醒人们辩证看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２００３年底，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说：“中国有１３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１３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１３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更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经济机体内部还存在着诸多不够健康之处。经济结构矛盾依旧突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合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外贸依存度过高……这些不仅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了深层隐忧。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由此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各种社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样的情形如不尽快改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持久。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胡锦涛总书记在“６·２５”讲话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要求下更大决心、采取更有力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早在三个世纪前，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财富积累，而我国经济起飞只有不到３０年，无论从经济的量还是质上都相差悬殊，缩短差距绝非朝夕之功。这一国情，将长期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走向。

　　资源环境远虑与近忧

　　当前，“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的盲目骄傲，逐渐认识到，按人均算，我国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氛围日趋浓厚。

　　然而，国家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却难以完成。２００６年，全国未能实现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４％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２％的目标。究其原因，客观上，我国正处于重化工阶段，大规模生产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难以完全避免；主观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仍然不强，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没有认真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

　　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已不是一个遥远的“明日危机”，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２００３年，全国有２２个省份拉闸限电，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国家环保总局曾有一个保守估算，２００４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全国ＧＤＰ的３．０５％。也就是说，当年１０．１％的ＧＤＰ增长率，扣除污染损失，就只剩了７．０５％。

　　有人说，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但是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当前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高速发展的美国相比，起码存在三方面的差别：一是在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上，中国人口是当时美国６倍多；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比当年美国快一倍；三是中国当前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当年美国水平。这一切都意味着，目前中国的治污任务更为沉重。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资源环境成本看作我国未来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有专家测算，假如矿产、土地、水、空气被迅速消耗、破坏，工农业生产成本将成几何级数翻升。由于这种破坏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将比可能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加严重。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着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逐渐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今年，又连续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资源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利益，更是事关民族未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使节能环保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尚需全社会付出更大努力。

　　化解社会矛盾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２９年来，中国人民感受最突出的一点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２００５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０５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名列第８５位，比１９９０年前移２０位。其中一些社会指标的进步举世瞩目，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２．５亿减少到２０００万。

　　但是２００６年，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城市化、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计算的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中国与英、美、德、瑞典、法等国差距超过８０年，仍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

　　从各国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处于１０００美元至３０００美元之间时，是社会矛盾最突出、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说，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公共服务不到位、就业难、住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社保水平低、农民失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使百姓享受到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然而，我国正面临着一系列“两难”矛盾：既要加快工业化，又要超越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广泛吸纳劳动力的优势；既要推进城镇化，又要避免大量圈占农田导致耕地减少、农民失地……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出现的新特点，给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许多新的难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已经取代过去的单一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取代了封闭的社会，成万上亿自由流动的“社会人”正在取代过去那种一辈子依靠单位的“单位人”。诸如此类的变化，既使一个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也给中国社会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难题。

　　牢记基本国情，增强忧患意识

　　曾经先后７次访问中国的路透社总顾问马婷洛女士说：“中国的发展真是一天比一天快，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这位国际友人的评价是客观的，她既称赞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看到中国更大的发展是在未来。

　　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二，这个社会主义处于不够发达的初级阶段。

　　在２０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论断仍然正确而深刻。从时间坐标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空间坐标看，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

　　中央党校社会学系主任吴忠民说，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是明确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科学制定大政方针、正确提出发展目标的基本立足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一系列革命方略离不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今天要想回答和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样不能脱离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这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证据之一。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的新形势新情况，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新的考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分析指出，从国际看，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保持清醒，不能头脑发热，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超越阶段，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从离乡到返乡，农民的足迹见证产业变革 ♂

从离乡到返乡，农民的足迹见证产业变革

央视网消息：每一个春天的故事，都从土地解冻开始。四十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农民与脚下土地的关系，中国农民有了空前多样的新选择。他们的每一次远行和回归，每一次就业和创业，就像落在纸面上的点和线，勾勒出了人生新轨迹，也重新描画了中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融合的新图景。四十年，中国农业的改革发展史，也就是农民创造性尽情释放的历史。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激发乡镇活力

万向集团的前身是一家乡镇企业，它的创始人是出身农村的鲁冠球。1944年鲁冠球出生在浙江钱塘江畔，一直不甘心捆在土地上受穷。1969年，中央鼓励公社开办农机厂。当时，24岁的鲁冠球以4000元家当，带领着6个农民，创办了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

改革开放后，1984年，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乡镇企业是继家庭联产承包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从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通过一号文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进入了爆发式增长时期。随着农村工业的悄然壮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出现了“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三种不同特点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华西村的吴仁宝和万向的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达到4700多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超过8000万人。改革开放像春雨浇灌干涸的大地，农民的创造力破土而出，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农民。

举世罕见的“民工潮” 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充足动力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允许农民进城提供各种劳务，为农民合法进城务工开了一个口子。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顺乎自然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像解冻后涓涓细流由乡村汇入城市、由内地流向沿海，形成了举世罕见的“民工潮”。

1996年，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超过8000万人，2004年这个数字是1.2亿， 2017年是2.86亿。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农民也在进城打工中改变了自己，张全收就在滚滚流动的民工潮中，把自己从农民变成了创业者。

融入城市的乡村年轻人 城市成为新主场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坐在家里完成生活必需品的采购成为常态。快递业应运而生，快递员成了随处可见的职业。2018年，涌入一二线城市的从业大军中，快递员达到了300万人。

陈亚康来自河南商丘农村，是生鲜商品快递员。每天清晨6点，就准时等待着来自仓库的货物，最后一公里的把控，将由他站点的其他配送人员共同完成。上世纪九十年代，陈亚康的父亲来到上海打拼，陈亚康初中毕业后，便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了上海，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陈亚康这代人对城市有了更多的期待。

如今，陈亚康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均由公司缴纳，每个月还有上万元的收入，在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借助贷款逐步在城里安家落户。陈亚康说，以前买车买房很遥远的梦想，最近这两年也实现了，非常开心。

今天的城市，比几十年前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它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城市也成了他们的主场。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张红宇表示，到了2017年，中国农民总量还有5亿多，有2.1亿在农业内部就业，2.86亿在农业外部就业。1978年，在整个劳动力构成中，农业劳动力占比是70.5%，到了2017年下降了27%，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很漂亮。

回乡创业的新农人 致富带头的新榜样

为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采取各类政策，鼓励外出务工劳动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这成为了农民从外出到回流的一个转折点，一些在城市完成了经验和技术积累的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抓住机遇，开始返乡创业，他们被称为“新农人”。

2013年，学业有成的邓武杰放弃百万年薪，从广东回到家乡湖南创业。邓武杰决定用电商帮农户打开销路，最大的困难却是转变农户的思维方式。为了扭转观念，邓武杰带领团队到木洞村蹲守三个月，走访农户，免费培训农户。2016年，木洞村的农户平均增收3000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收入

 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断发展，2017年，从城市回到农村的人数达到9000万，其中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40万。爱农村、懂农业、会经营的新农人不断增长，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农民成为了当今中国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民从离乡到返乡，从农村人到城市人，从就业到创业，亿万中国农民越来越有意识地寻找时代机遇，越来越频繁地改变生活方式。农民是遍布中国大地的像素，每一个像素的变化，都在描绘着新时代的美好画卷。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