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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2、“乡里乡亲”农事忙 “理论+农技”遍村乡

3、“二合一”工程、“三大整治”效果显著 青浦区稳步推进农村人...

“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

“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资料图

我曾几次表示不同意“三农问题”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农业和农村问题，但这些都只是一般性问题，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而“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才是中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和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的关键性问题。

01

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

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

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

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

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

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

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

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02

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

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

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奸、轮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

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

本文作者秦晖

清华大学学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知识渊博，有关注现实，是我们时代不可多得的学者。

“乡里乡亲”农事忙 “理论+农技”遍村乡 ♂

“乡里乡亲”农事忙 “理论+农技”遍村乡

　　近日，由26名农业技术员组成的滦南县“乡里乡亲”宣讲团到田间地头开展“理论+农技”宣讲，为农民群众送去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政策解读和农业技术知识，共计开展宣讲500余场，直接受众6200余人次。 ?

　　送党的创新理论下乡。宣讲团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村社广场，深入一线开展大众化、常态化宣讲活动125场，生动宣讲“国家大事”“村里小事”“身边故事”，推进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送最新政策解读下乡。宣讲团开展政策解读、现场答疑等形式的政策宣讲86场，现场宣讲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等农业政策，现场解答农民兄弟问题213个，帮助农民群众了解最新政策、合理开展农业生产。?

　　送农业技术知识下乡。宣讲团创新农业技术普及方式，组织宣教员入乡村、下田间到地头，开设“乡村学堂”，面对面、手把手地向农民群众传授农业技术，解决农民群众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村种养业的发展，为加快乡村振兴进程注入动力。今年以来，宣讲团在田间地头开展宣讲317场，培训农民3200余人次。?

　　“乡里乡亲”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群众讲理论、谈政策、送技术，用“理论+农技”宣讲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用心做好宣讲、真心服务“三农”，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二合一”工程、“三大整治”效果显著 青浦区稳步推进农村人... ♂

“二合一”工程、“三大整治”效果显著 青浦区稳步推进农村人...

　　2022年是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的收官之年。两年来，青浦区不断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思路，探索乡村治理能力路径，以机制创新为引领，真抓实干、敢作敢为，效果导向、落实落细，初步实现区内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村民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下好“先手棋”

　　同创“二合一”工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一环，是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的“先手棋”。青浦区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同创，形成“二合一”工程，以优化工程为契机，从提升村容风貌、推进绿色田园建设、提升农村垃圾治理水平、提升农村污水处理水平、提升农村水体环境质量、推动农村公路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等要素出发，补短板、强弱项，全要素全覆盖推进青浦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21年以来，青浦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出台《青浦区农村人居环境实施方案》，同时结合人居环境优化工程的实施，加快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部署。

　　据青浦区农业农村委村镇建设科消息，青浦区将用两年时间，实现“二合一”工程的全区各要素全覆盖。按照村庄布局规划，全区144个规划保留保护村已有55个完成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还有89个村尚未完成创建，去年通过“二合一”工程，已推进了58个村的创建工作，还有31个村计划在今年实施完毕。

　　以水稻、茭白农产品种植为主导产业的朱家角镇先锋村，是一个典型的生态自然村落。近年来，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先锋村先后进行了安装节水龙头564户、铺筑散水坡16582平方米，为改造“小三园”而安装围栏11981米、垄沟1656米、土地平整2350平方米，开展“三线序化”工作等一系列“二合一”工程，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村庄也成功地创建了镇级卫生村、整洁村，获得镇级科普、法治、健康、生态示范村等荣誉。

　　与时俱进

　　推出“三大整治”2.0版

　　在前一轮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作中，青浦区已初步建立了以生态治理、公共安全和人居环境整治为主的“三大整治”推进机制，并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青浦区结合自建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将原“三大整治办”更名为“综合整治办”，并制订《青浦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和村居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方案》，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相关内容纳入到该方案中。自此，青浦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三大整治”机制升级为2.0版本，全区各村围绕“房、田、水、路、林、村”六方面，全区域、全要素更有力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优化工程。

　　整治工作的开展，不但追求地理层面的全方位，更要注重村域差异上的个性化，在实际操作中因地制宜、因村而异。

　　拥有1740亩粮田、近500亩菜田的朱家角镇新胜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村，田间垃圾的堆放成为人居环境优化工程的一大隐患。为此，新胜村召开农户会议，制定田间环境整治维护方案，约定每一个承包大户对自己所承包范围内的农田定期进行巡查，一旦发现及时整治，并建立以农业条线干部为带头的田间巡查小组监督。

　　以奖代拨、奖优罚劣

　　挖掘乡村治理更大活力

　　2021年以来，青浦不仅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列入区委、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实施挂图作战，而且还将此项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街镇、村居年度绩效考核的内容，实施以奖代拨绩效考核。

　　“以奖代拨”，是指针对农村社区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安全隐患增多、流动人口集中集聚、综合治理难度大等问题，在全区范围内通过相关考核，对按要求出色完成相关专项工作的村（居）委会予以绩效奖励，进一步激发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村级管理也同样注重探索形式多样的自治激励措施。

　　金泽镇爱国村对年度人居环境综合考核合格的家庭，给予综合补助；建立村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察组，每月对各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不定期检查，并按照考评标准打分，奖优罚劣，推动人居环境优化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练塘镇浦南村则统筹村民意愿，制定相应的村规民约，以“人人参与共享共治美好乡村”为宗旨，让村规民约更加有力度。通过探索积分制管理新措施，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积分制管理兑换评比新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管、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不断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能力，挖掘和激发乡村治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