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可买品牌增多,滞销农产品变“网红”(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学校与手机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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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农村电商:可买品牌增多,滞销农产品变“网红”

2、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学校与手机的拉锯战

3、农村的大机械究竟是农民自己买的还是租的

农村电商:可买品牌增多,滞销农产品变“网红”

农村电商:可买品牌增多,滞销农产品变“网红”

制图:沈亦伶

“头天下单的冰箱,隔天就送上门,便宜又方便。”不久前的电商促销期间,湖南省汉寿县太子庙乡居民王泰民在网上买了一台品牌冰箱。打折价加上优惠券之后,冰箱的网购价只有2150元,比县里电器城便宜几百元。

5年来,我国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星星之火渐已燎原。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达到8945.4亿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7.4%。农村各类经济主体与大型电商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着积极作用。

农民上网买,种类更多品质更优

在甘肃环县高寨村农村电商服务站门口有个告示板,专门用于展示当日网购特价商品。从冰箱、空调、电视等家电产品,到洗发水、洗衣液等日用品,种类丰富、价格实惠,总能吸引不少村民驻足。

“我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帮着一些不方便来取货的老乡们,把他们网购的商品送上门,每天都有几十单呢。”陈彦东是高寨村的京东推广员,在他看来,在网上购物的农村消费者越来越多,以前只是买一些大家电,现在小到牙膏、香皂都会在网上订购。

以前,受限于交通偏远以及消费市场规模等因素,传统大型商超零售的触角难以延伸到农村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商品有不少难题:在村里的杂货铺,可能遭遇过期食品、山寨货,质量难保证,种类也不全;到城里的大商场,路上也要花费不少时间。如今,电商下乡正给农村居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种类更丰富。高寨村村民高大爷的儿子儿媳在上海打工,把孙子留在了老家。以前,儿子儿媳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并嘱咐高大爷给孙子买点好吃的、好玩的。这可难倒了高大爷:村里小卖部的零食和玩具种类不多,很少有新花样。如今,他们可以在网上给孩子买零食和玩具,种类多得很,随便挑。

购买更便利。打开电商网站,搜索想要的商品,价格、运费、历史销量和评价等信息一目了然,简单对比之后即可轻松下单,然后等着送货上门就可以了。随着农村物流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配送也在不断提速。

品质更放心。以前,农村市场的很多产品都是二线品牌,农村消费者想买更高品质的商品,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如今有了电商,农村居民可以像城市消费者一样购买高品质商品。几大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品牌家电受到农村电商消费者青睐。

农产品触网,滞销商品变“网红”

纸皮核桃、葡萄干、柿饼、红枣……这些都是陕西武功西域美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有了电商,以前愁销路的农产品,如今都成了抢手的网红。”在该公司的备货仓库,创始人李春望打开了话匣子。

李春望说,在陕西,不少县市都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比如富平柿饼。但长期以来,明明很好的柿饼,就是卖不上好价钱,甚至滞销,为解决这个问题,李春望打算在电商上做文章。他带着团队搞营销、创品牌,慢慢把富平柿饼的名字做了起来。以前收购价格6元一斤可能还没人要的柿饼,现在收购价达到15元左右。“农村电商像是在供需之间修通一条高速路,让产品更好匹配市场。”李春望说。

在甘肃环县,农村电商也带来类似的变化。在樊家川镇,记者见到了樊家川庆州小杂粮合作社理事长李涛。“去年6月上线,不到一年就卖了500多万元,今年计划完成2000万元的销售额。”李涛说,从触网前发愁没人买到触网后发愁会断货,合作社经营的网站不仅解决了本镇小杂粮的销路问题,订单多时还会从邻镇收购。

在合作社的销售店门口,写有“大量收购”的告示板很显眼:红小豆每斤3.2元、绿小豆每斤3元、谷子每斤1.3元……“价格高多了,农民也更愿意种粮了。”李涛说。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电商的农产品上行方面,2016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589亿元,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农村网店超过800万家,占全网25.8%,带动就业超过2000万人;农村网络零售单品数达到2.93亿个,占全网20.3%。农产品借助电商上行,不仅解决了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让想要品尝各地特色农产品的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电商带动品牌化,产业附加值更高

全年光照时数2100小时、昼夜温差大、糖分积累多……武功猕猴桃品质上佳,如果卖成大路货,实在可惜。但以前没有电商的时候,线下打品牌可不容易。别说高昂的推广费,就连大超市进场的门槛都不一定迈得过去。

电商一来,有了变化。依托电商,武功县推出“武功小子”作为猕猴桃品牌主形象在线上推广,并规划到2020年,发展优质猕猴桃15万亩,通过农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网上销售农产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还能反向改变农业产业链条,农民通过电子商务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清楚地里种什么可以赚钱,让农业生产由政府引导推广转变为电子商务引导农业产业化;由随意化转变为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环县。去年以来,依托“小杂粮之乡”的良好形象,环县小杂粮网上销售1760多吨,实现线上销售额2280万元,带动1000多户贫困家庭户均增收2万多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带动物流、包装、分拣、客服等岗位实现就业5800多人。

农村电商助力农业产业化,也需要有成熟的物流配套。以前,我国农村地区物流基础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商发展。如今,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各地也都展开了不同模式的尝试。

单件配送成本高,为什么不能抱团配送?在这个思路指导下,环县“最后一公里”配送新模式诞生了:在县城建立快递分拨中心,快递包裹在此整合,然后由邮政统一配送到乡镇、村。回县城的车也不闲着,利用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将上行的邮件统一收集后发往县城分拨中心,然后再进行分拨发货。初步估算,这个创新让物流配送成本平均每单至少降低5元。

农村电商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将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政策环境逐步完善,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发展壮大,我们期待农村电商给农村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变化。

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学校与手机的拉锯战

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学校与手机的拉锯战

金翠兰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柜里的手机。

手机是女婿春节后外出务工留下的。果然,桌面又被娱乐软件填满了,滑开微信顶部,缓存的小程序游戏根本翻不到尽头。她知道,9岁的外孙又背着她玩了一夜的手机。

在黄颡口镇旁边的凤凰村里,600人左右的完全小学,有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这是常态。与此同时,一户几个无线路由器、老人或小孩人手一部手机,这也是常态。

最近,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一篇《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将话题引向农村,研究人员夏柱智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黄颡口镇也是他的家乡。

“留守曾经不是问题,准确地说,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留守,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夏柱智把这句话写在一篇随笔的开头。比起身体层面的伤害,他更担心农村儿童被手机内各种讯息轰炸后,能否适应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家庭婚姻、社会交际。

在智能手机的席卷下,教育资源有限、家庭“空心化”的农村该置手机管理于何处?湖北这座小镇与“农村儿童手机沉迷”展开了一场较量。

不再“狂飙”

2020年暑假后凤凰小学的第一节课,刚上岗的乡村教师潘林波觉得学生们的状态不太对劲。

至少和自己小时候相比,这批五年级的孩子喜欢眯着眼看黑板,双眼无神,“就像近视患者摘掉眼镜后无所适从的样子”。课后他才知道,因为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学生们上了半年的网课。重返线下课堂,他们反而感觉与现实世界抽离。

课程刚被挪到线上时,学校要求家长统一下载钉钉并监督孩子上课,于是家家户户开始拉无线网络、买平板、搞智能手机,配置太低还不行,村里的网络设备普及以“加速度”前进。

网课只是“网络进村”的催化剂。黄颡口镇是县里的经济强镇,北临长江,近5年的汽车普及率达到了60%。普及无线局域网时,家里有电脑的人还不到两成,大部分还是进过城念书的大学生。有年轻人回忆:“村里的老人前脚还用着只能拨号的老年机,后脚就在智能手机上刷起了抖音。”

到现在,村民的手机型号已换了好几代,父母淘汰掉的手机也闲置在家。网络俘获的,不只有消遣时光的老人,还有涉世未深的孩子。

教书几年后,潘林波学会了观察这些孩子。在他看来,小孩只要按时睡觉,白天精力就会很充沛,所以“第二天上课趴着、瘫着的,前一天晚上多半有问题”。同时,老师在台上讲课,底下时不时会有人冒出一个“6”字来捧哏,课间随处能听到“老铁”“芭比Q了”的口头禅,还有“上车带你飞”的接头暗号。

还有更直观的影响。一个班里,戴眼镜的虽然只有3人,近视的同学却接近一半。镇医院定期下乡做体检,发现不少学生网课期间近视还只有200度,今年就涨到了500度。即使建议学生去县医院或眼镜店,家里没条件的,还是只能靠坐在教室前排来勉强解决问题。

对大部分家里拥有手机的小孩来说,出门玩耍属于他们娱乐方式的下下策。在主张安全第一的家长看来,孩子的“暴力”行为仅存在于虚拟世界,所以他们也愿意在孩子完成功课后把玩手机作为奖励。

农村少年不再“狂飙”。

黄颡口中学校长严庭锐从业27年,见过不少课上偷偷听歌的、逃课翻墙去网吧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则是上课把头埋进手机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诱惑,但智能手机时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些。”

艰难攻坚

2021年,教育部颁发的“五项管理”文件将手机管理列为核心,明确提出“手机有限带入校园”。

黄颡口中学,一场手机管制的攻坚战也在3年前开始实施。

第一关是校门口的安检。5个保安轮流值守,1个金属探测器,返校时千余人进出,严庭锐很快发现这场战役并不能理想化。有学生把手机藏帽子里,或是利用视野盲区避开门卫搜身,手法比电影里还熟练。

寄宿制学校的压力往往更大。一周6天,每天24小时,以严庭锐带头的教师团队会负责日常查寝,还有食堂的秩序维护。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9点半晚自习,这群初中生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但宿舍熄灯后,依旧能逮到不少躲在被子里玩手机的学生。每周发布在家长群的作业提示都会附上一句“严禁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但校方无法验证,这句提醒是紧箍咒还是耳边风。

“手机就像孩子们的日记本。”严庭锐表示。被收缴手机后,有学生开始大哭大闹,要求老师不要翻看里头的“秘密”,老师也不敢强硬,生怕学生做出过激行为。最近,这所中学给教学楼安了防护网,在走廊配置了监控,同时新增了一间心理辅导室。

恩施一所普高里,手机管理早在2016年就有了雏形。刚开始持有率不高,手机管理由班主任自发进行。但上网课后,政教处主任冯华波发现,定期的青年大学习、禁毒知识竞赛要求线上进行,连心理调查问卷都用电子版分发,手机限制的边界变得模糊。此外,偏远地区的学生每月只回一次家,办公室虽设置了公用电话,却没人愿意在大人的视线下使用,“手机很方便,孩子发生什么都可以及时联系”,他们的家长这样说。

这让以往严苛的手机管理难以进行。一旦松懈,手机上瘾就会像病毒般传播,学校很快又陷入“禁止—放松—禁止”的循环。

现在,学校实行手机“入校上交,周末返还”的规定,但还是陆续会出现学生用模拟机蒙混过关、到办公室偷拿的情况,中途造成的设备丢失或损坏也难以问责。

“没有人愿意揽这个任务。”冯华波说。由于其他部门对学生的熟悉程度和威慑力不够,这个“烫手山芋”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班主任手里。

背后的教师团队感到十分疲惫。尤其在乡镇学校,除了备课授课,老师们困于各种非教学工作:兼职行政事务、兼任体育课老师、专业课以外还要带一门副科……所以在办公楼,化学老师拿着账本做出纳、数学老师临时备起物理课的场景屡见不鲜。

“老师的标准数量起码得是80人。”严庭锐无奈道,“很多人把我们学校当作一个实习基地,边教书边考编,基本留不住新人。”一旁的数学老师也有同感,他的孩子在隔壁小学,班主任一学期就换了两个。

教师力量有限,学校有了聘请外援的想法。

教官介入

“五项管理”颁布前后,黄颡口中学找到了陈文进。那时的陈文进从警校毕业后注册了公司,为初高中提供校园军事化管理服务。一番洽谈后他带着自己的团队入驻了黄颡口镇。

摸排过程中,陈文进发现人手一部手机是学生们的常态。尤其是在外务工的父母,凡有亏欠感都会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即使手机被没收,孩子省一两个月的零用钱还能换部二手的。他的从业经历中,一所学校一年没收手机数量最高可以达到300部,把手机藏书里还算简单,更甚者会藏在空调外机、盆栽里,或者装塑料袋放垃圾桶里。

在农村学校,私带手机的学生通常也有无故旷课、打架斗殴的“并发症”。作为黄颡口人,这些都在陈文进的意料之中,“和老师们相比,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和学生们熬”。他清楚散漫自由对乡镇学校来说是“伊甸园的蛇”,这里必须得有秩序规范。

查寝时间原本规定在晚上11点半结束,但有学生为了上线玩游戏,会半夜定闹钟起床。教官随即制订了“反侦察”计划:每周抽出一天不定时检查。陈文进清晰记得,一次凌晨3点,他巡逻时发现一男孩躲在被子里玩王者荣耀。在离对方不到20厘米的地方,他足足站了半小时,直到那局游戏结束,男孩都未察觉到旁边有人。因为是初犯,这个孩子最后只被记过并没收手机,规定周末再取回。

教官团队的管理体系里,惩戒是有分级的。依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团队在学校发布了手机联合管理意见,按照私自携带手机的次数制定了不同等级的惩罚机制,从警告、劳动教育公益服务到开除学籍,并在班会和家长会上明确告知。“对后果有预见性”是陈文进这么做的原因,“如果犯错没有代价,那所有人都会犯错。”

“大家都在玩,为什么只收我的手机?”一次突击检查,陈文进听到学生这样抱怨。他也很无奈,5人的教官团队虽是全职,也不可能掌控每个人的行踪。所以团队刚开始会给学生1个月的适应过程,再严格按计划实施,他希望让学生觉得手机管理不是校方心血来潮,不是“今天严管、明天不管”。同时,电脑里能查找到学生过往的违纪记录,“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方基本不会反驳。

“烟瘾再大的人上了高铁也会克制,那是因为列车内没有在心理上给烟民提供一个舒适的抽烟环境。”陈文进提到,学校也一样,一旦让学生们感受到可以为所欲为的氛围,手机管制将无从谈起,“手机本身不是洪水猛兽,沉迷其中的危害才是。”

不过这样的管理模式仅持续了一年就因经费短缺暂停。严庭锐算了一笔账,5至6名教官,一个人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一年就得花费28万元,对一所乡镇学校来说已造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5+2=0

学校还流行一种“5+2=0”的说法:在校严格管理5天,回家手机畅玩2天,孩子的教育始终原地打转。

家庭是青少年网络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能否通过家校合力解决问题?

凤凰小学班主任陈娅清晰地记得,网课期间,她点了班上一半人的名字都无人应答。几次家访才发现,这些孩子学会了用手机的分屏功能,一边挂着网课一边打游戏,旁边还能放个平板看短视频,家校合力没那么简单。

“电子产品的诱惑在校外更是防不胜防。”严庭锐认为。不用逃课翻墙,桌上的书堆都是藏匿之地,即使自己办不了电话卡,家里有无线网络,贪玩几乎无代价。

一场“猫鼠游戏”在金翠兰家里上演。女儿女婿在浙江务工,金翠兰过了招工的年龄线,日常就是在家和孙子斗智斗勇。孙子9岁却有着8年“网龄”,家人形容他“拿到手机跟着魔了似的”。有一次,孙子让金翠兰对着屏幕拍张照,之后头也不回地拿着手机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孙子要玩游戏,让她做了扫脸认证。她也吃一堑长一智,经常深夜起床,抓到孙子在被窝里玩手机就是一顿打。金翠兰认为游戏是孙子上瘾的主要原因,她的解决方式,就是在第二天早上将桌面新下载的软件“全部删除”。

金翠兰这样的老人是一类。凤凰小学的班主任陈娅通常会一学期进行两次家访,“扑空”是常有的事,“最后都是在村卫生室的麻将馆找到家长,一找还能找到好几个。”为了让孩子安静,父母会拿手机充当“电子保姆”,自己则专心打麻将。看到咿呀学语的孩子熟练地操作手机里各种软件,他们竟边摸着手里的麻将边夸“我家崽真会玩”。考试考砸时,他们声称自己的孩子“不是不聪明”,原因是孩子能记住游戏里所有的装备并切换自如。

还有家长沦为大数据的俘虏,凭借互联网上几个暴富的案例叫嚣“读书无用论”,“他们好像没有栽培一个小孩的想法了。”陈娅感叹。

在老师的观察下,孩子们沉迷于手机不是因为留守,而是因为家人任由他们在电子世界里“留守”。

《我的世界》

“手机沉迷是个人行为,很少涉及现实生活中的集体性。”夏柱智的课题组自2021年以来分赴全国四省十县展开农村儿童手机沉迷的专题调查,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常见的春游活动正在变少。

四川资阳的华严学校今年曾组织学生带着锅碗瓢盆去野炊,事情一经报道,部分网友的反应是“环境是否干净”“明火是否安全”等。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乡镇学校在活动组织上变得格外谨慎,凡是集体外出就需要上报校长、县教育局,这让许多人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黄颡口中学就曾组织过学生到江对岸的李时珍纪念馆参观,但碍于安全成本和经济成本,许多家长不愿意掏钱,导致参与度不高。

“双减”后,凤凰小学一、二年级通常没有作业,三、四年级的量控制在半小时左右,学生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时间。

三四月间,正是黄颡口镇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潘林波和陈娅实在按捺不住出游的心,“得让他们出去动动手,不然看多少遍短视频也不知道饭怎么做。”几番周折后他们终于拿到审批,在阳光正好的一天,组织了两个班的学生拿着背篓就出发,即使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没必要”。

近几年,凤凰小学陆续迎来了从其他村小合并过来的学生和老师。许多乡村小学教学楼被废弃或闲置,夏柱智认为这些楼房可以被利用起来。他的团队和湖北省共青团设想出一个“希望书屋”的计划:动员村里的退休干部、老师、医生,托管假期在家的孩子,安排他们的课余时间。“既然难以正面出击,那不如把孩子们的时间用起来。”

黄颡口中学的老师曾给班级布置了以“电子游戏利弊谈”为题的作文。有学生在作文里提到自己正在玩的一款沙盒游戏《我的世界》,里面房屋建造涉及的几何知识比课本上的更直观有趣。他还看到有玩家在游戏里还原了一座闽北的乡村,“感觉自己努努力也能造一个黄颡口镇。”

“孩子怎么会不渴望和现实世界的联结?”夏柱智说,大部分农村儿童既没有烦琐的学业,也没有丰富的课余生活,回到家以后,因为缺乏家人的陪伴,他们没办法拒绝手机。

小镇的路边,一个男孩点开了主播“娜娜”的直播间,看得咯咯笑。有人问他“你喜欢这个主播什么?”“因为她能陪我聊天。”

那天,金翠兰发现孙子难得提前完成了作业,他拿起手机,划过满是游戏软件的桌面,拨了一通视频电话给远在外省的母亲。

农村的大机械究竟是农民自己买的还是租的

农村的大机械究竟是农民自己买的还是租的

可以说,现在很多是自己买,但更多的是租,租还有两种形式。下面,来给你分析分析。

这样的大机器动辄几百万

第一种,自己购买。这种情况并不是大多数农民的选择,因为农业机械设备单价越来越高,尽管有补贴,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所以,最新的中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三亿多农业生产人员,拥有农机设备的只有4000多万。

第二种,租借。从上面的农业普查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民是不购买农机设备的,那么他们的农田如何处理呢?

还是农业普查数据,中国注册的合作社有97万个,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一是帮助大家种田,他们有多种农业机械,可以满足农户的需求。

有时候合作社也买不起

有31%的农户将土地完全托管给了合作社,剩下的很多土地就是依靠租借合作社的大型农机设备干活了。

第三种,租赁。上面说的很多合作社等,拥有的设备总额很多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合作社也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依靠租赁设备了。租赁大部分通过融资租赁公司进行,设备够买方先期不拥有设备产权,后期通过完成还款进行产权交割。

综上所述,目前在农村见到的大型农机设备,自购的有,租来的更多,是不是颠覆你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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