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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乡村商学堂里干货多

2、乡村善治有道　文明乡风遍野

3、乡村善治步履铿锵

乡村商学堂里干货多 ♂

乡村商学堂里干货多

　　前不久，乡村渔业企业家沈杰去某知名水果生鲜代表企业进行参访，公司完备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以及品牌营销玩法让他眼界大开。

　　实际上，这已经是自去年7月以来，沈杰以抖音乡村商学堂学员的身份参加的第7次参访活动，同行的还有来自乡村电商、乡村文旅、农业种养殖、农业数字化等农业产业链上各个领域的其他46位“同学”。

　　“我在乡村商学堂不但学会了以飞书等协同办公工具重塑组织，还开始尝试在抖音卖鱼类加工品，和头部达人合作带货，目前已完成近100名生鲜、食品类‘腰部达人’的筛选及对接。”3月19日，沈杰迎来了他在由抖音数字学堂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乡村商学堂的“毕业礼”，“毕业感言”道尽了收获。

　　“这个公益性质的商业创新课堂，围绕农业企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能力，开设了多种理论及实操课程，扶持乡村创业者学习新技能。”沈杰回忆，有一堂课，一位教授分享了从数量时代到质量时代的农业发展，“我写了好几页笔记，包括农产品精细化、农业品牌怎么营销等各种要点。”

　　乡村企业家、短视频平台、知名商学院，看似关联不大的三者，通过乡村商学堂融合在一起，除了理论和实操教学外，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这是一个彼此交流合作的平台，让我们打开更广阔的视野。”沈杰表示，有的乡村企业家擅长传统农产品销售，但是对怎么触网、如何利用短视频推广品牌，总是找不到感觉；有的创业者拍短视频流量非常高，但对于直播带货需要的选品、供应链等还比较陌生。“面对这些个性化的需求，乡村商学堂让各有擅长的企业家相互之间切磋教学。”沈杰说。

　　近几年，沈杰的水产养殖公司实现了养殖数字化，公司的大数据平台已连接1万多个鱼塘，为3000多养殖户提供物联网监控服务。在乡村商学堂的课堂上，他与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验，同时，也把面临的产销端要供需平衡，需要开拓第二产业加工路径和销售渠道等新问题抛了出来。

　　“不要只是把鱼作为消费品，而要讲好故事。”课堂上，擅长做农产品电商和素人主播孵化的“同学”刘若愚分享了他独到的经验——首先要挖掘农产品背后打动人心的故事，表达农民的真情实感；再依据每个助农主播的特色，打造IP人设，制作合适脚本，辅以严格品控体系，村播带货就能逐渐成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从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家孙立娟，正是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的典范。

　　自1995年创业以来，她利用大量荒废农村园地，带领农户种玉米，到秋季回收玉米进行深加工。加工的大碴粥、玉米方便面、玉米龙须面、玉米浆包等系列产品，输送给加盟连锁企业。

　　然而，孙立娟在推进三产融合，完善产业链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带着产销平衡、品牌营销、融资、组织协同等重重问题，她加入了乡村商学堂学习。“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售卖，把一家一户小园玉米转化为产业优势，让菜园链接到现代农业种植链、产品链、品牌链。”孙立娟说。就这样，2022年部分学员企业加速了一二三产融合，拓展销售渠道，加速抖音等线上平台业务布局。

　　这也正是乡村商学堂存在的价值——它不只局限于某些具体技术层面的传授，也创设了一个系统的帮助企业家提升认知的平台。现实问题总是复杂多样，就拿短视频来说，不同企业怎么用短视频为自身发展助力，或许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根据企业所处赛道和发展阶段来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传授思维方法、提升认知，才是更具长远意义的事。

　　自2022年7月15日开营以来，这一理念也贯穿乡村商学堂课程的始终。除线下课堂学习、工作坊演练、闭门专题沙龙、导师指引、企业参访等形式以外，半年多的时间里，170名抖音集团员工也纷纷走进学员的乡村企业，成为“成长伙伴”，教他们拍短视频、组建新媒体团队、运营抖音账号等，着眼于“授人以渔”，帮助企业和企业家不断跳出固有认知，使其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沈杰结业当天，乡村商学堂同时启动了二期学员招募。二期课程将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合作，重点在产业扶持方向发力，更加注重产业链整体发展。未来，乡村创业的路上，将会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特色乡村创业企业家与沈杰结伴同行。

乡村善治有道　文明乡风遍野 ♂

乡村善治有道　文明乡风遍野

“积分应用我们倡导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村民可在一年积分有效期内，自由选择时间线上线下兑换奖励。”这是广东省蕉岭县龙安村党支部总结的近年来村里治理的好经验、好方法。赋值量化，明确各类加分项和减分项，每季度进行积分评议。村民可以用积分获得超市物品或配套政府贴息贷款等奖励，积分制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小积分”兑出“文明风”，“村里事”变成“家家事”，基层治理方式创新助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动乡村治理效能稳步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方面成效显著，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取得成效，村规民约实现全覆盖。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移风易俗持续推进。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农民精气神越来越足。

基层党建塑战斗堡垒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我们一定要把党支部建好，让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广东省蕉岭县陂角村“联乡兴村”工作队队员正和村干部就村里建设进行讨论。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管事”，是陂角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得益于抓实基层党建，陂角村很多工作提上了日程。党建宣传工作中打造的“陂角风貌”小程序，可以让村民用手机查看村里的大事小情，学习党建相关的知识。成立联乡兴村队，工作队帮群众解决小微问题500多件，为群众办实事好事1600多件。制定权责清单，让村民看到了解基层党建的每一步，为乡村善治筑基。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各地乡村治理探索中，“党建+”模式成为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的秘诀。海南省海口市施茶村探索“党建+人民调解”模式，化解村内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山东省平原县创新“党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以党引领，推动工作覆盖纵深下沉……

党支部要成为领头雁，关键是选优配强带头人。2021年6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若干意见》，从干部、组织、人才等方面系统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22条政策措施。各地党组织积极落实政策措施，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不断锻造村党组织带头人，培育后备力量，全覆盖培训村干部，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现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45.4岁，致富带富能力较强的占73.6%，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46.4%。农村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

三治结合促体系构建

“我们的广场灯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要求，商量出来的。”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党委副书记王侠说。马庄村坚持开展不同形式的协商议事活动，自2019年以来，马庄村共召开协商议事会议21次，推动解决问题49个，真正实现干群沟通“零距离”，让村务公开民主便捷，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自治载体，全面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以狠刹“天价彩礼”歪风为切入点，将移风易俗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制定《移风易俗节俭操办红白事参照标准》，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公开签订“移风易俗、抵制彩礼”承诺书。在党员干部身体力行的带动下，肥乡区9.88万户家庭，共签订了移风易俗、婚俗改革各类承诺书14.5万余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有效遏制了当地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

以自治增活力。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监督委员会全面建立，强化农民主人翁意识。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全面落实，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村民决策听证会等议事协商形式广泛开展，72.8%的县(市、区)制定了统一的城乡社区议事协商目录，让农民的事自己商量着办，凸显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地位。

以法治强保障。各地发展乡村人民调解队伍，大力推动法律进基层。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村调委会49.3万个，乡镇调委会3万个，实现了全覆盖。全国加强法律服务队伍的建设，共有60.1万个村、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16.8万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法律专业人员担任村(居)法律顾问。

以德治扬正气。将道德力量融入于乡村治理中，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加强村民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现村规民约实现全覆盖。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新风，使得天价彩礼、厚葬薄养、攀比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集体婚礼、旅游婚礼等形式成为喜事新办新风尚。

机制创新辟善治新路

从砖头、柴草垛等堆放无序，猪叫狗咬鸡飞，家禽粪便随处可见，到整洁的乡间柏油路，如诗如画的田间美景，云南省腾冲市三家村意识到改变卫生环境现状不能只有一时的措施，更需要有长效的创新机制，于是三家村推行“1+1+N”农村末梢治理模式。建强一个村民小组党支部，建好一个村民自我治理小组，健全妇女小组、青年小组、治保小组、文明理事会、老年协会等N个群众组织。“1+1+N”真正带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构建起“组组行动、户户参与、人人有责”的农村治理新格局。

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全国各地皆有巧思。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以“乌镇管家”云治理平台为依托，运用现代治理手段，将智治与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提升治理能力。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将积分制引入乡村治理。围绕乡村治理5个方面，结合实际细化内容、量化指标。村民可以用积分兑换商品，这种方式使每位村民都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分子，村风民风好转，人居环境改善，村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115个县(市、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累计创建199个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1992个示范村，探索创新党建引领、积分制等典型工作指南。数字化有效推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新亮点。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为48.9万个村委会政务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多种创新机制为乡村治理开辟了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乡村善治步履铿锵 ♂

乡村善治步履铿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党和国家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启了乡村治理的新时代。

经过十年的砥砺前行，我国乡村治理正实现从“管理民主”迈向“治理有效”的转变——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党建引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各地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亮点纷呈，为农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建机制——

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为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逐步构建起系统化的乡村治理政策体系。

2013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的发布，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要求，夯实了制度基础。

为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细落实，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切实履行中央赋予的统筹推动乡村治理的职能，一手抓统筹协调，推动出台文件，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与相关部门一起会商形势、谋划政策、推进落实，形成了协同配合、合力推进的良好机制；一手抓模式创新，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百乡千村”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遴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截至目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已开展近三年，确定115个试点县（市、区）；示范村镇公布两批199个乡镇1992个村；连续推出三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三项工作点线面结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省级层面，各地也纷纷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在县级层面，不少地区把乡村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探索建立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如北京市平谷区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浙江省衢州市的“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广东省肇庆市提升乡镇工作能力水平“六大行动”等。

在不断完善的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下，我国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搭体系——

党建引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西长发镇和平村村民心里，时间仿佛加快了：村新班子上任一年多，路修了，绿化、美化工程搞起来了，光伏发电项目也引进来了……以前软弱涣散的村“两委”班子和170万元的村级债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凝聚力的村“两委”班子和积极干事创业的村干部。

今年5月，在历时近两年后，全国49.1万个村班子顺利完成换届，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比例达95.6％，比换届前提高29.5个百分点，3.6万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得到集中整顿。一大批懂发展善治理、有干劲会干事、群众认可的优秀人员成为村“两委”成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我们的优势。十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建强基层党组织的热潮——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带头人队伍得到明显提升，党员先锋模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

十年来，在党建引领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治理体系也不断完善。

以自治为基础，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重庆市渝北区建立自治清单、协助清单、负面清单、证明清单，厘清基层组织职能边界；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以“系统、问题、法治、群众、互联”五种思维制定村规民约；浙江省象山县推行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事”制度。

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广东省惠州市“法保姆”为农村法律服务短缺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河南省新密市“一村一警”模式，构建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构建县、乡、村联动，行政、司法、民事和解、行业调解仲裁等多种调解方式统筹的“一纵多横”多元调解机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以德治为支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引领。贵州省福泉市巧用“红黑”两榜激活了内生动力；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贾河乡则以家风家训为抓手，引领群众见贤思齐，汇聚民心；山东省青州市侯王村把“孝治、孝兴、孝富”作为治村之策，把昔日的散乱穷村变身为远近闻名的善治样板村。

创载体——

各地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层出不穷

“红色存折”激励党员主动作为，“绿色存折”激励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爱心存折”激励爱心人士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湖南省津市市通过探索创新积分制，用三本“小存折”开启了乡村治理的“金钥匙”。

乡村治理机制已成、方向已明，然而工作怎样破题？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调动？抓手载体怎么做实？仍需新打法新路径来实现。十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出清单制、积分制等各式各样的治理方式。

浙江省宁海县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宁海36条”，规范基层用权；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制定农村重要事权清单，从机制上明确基层党组织参与、审核、把关的环节……通过实行清单制，群众按流程办事、干部按规则履职，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解决了村级权力运行不规范、小微权力腐败问题，维护了农民权益。

山东省荣成市为所有的村居党组织、党员干部、农村群众建立了信用档案，并配套奖惩措施，在信用积分制的激励下，荣成市基本实现村村有志愿队、户户有志愿者；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用积分制调动村民干事积极性，将曾经的空心村打造成资产过亿的富裕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探索引入文明实践积分制，建立量化评价体系，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摘掉了“贫瘠甲天下”的“穷帽子”……许多地方在推进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将治理事项具体细化分类、赋值量化、打分考核，以数字量化之效助力乡村善治。

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清单制，以及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方面典型做法的内在规律、关键环节，分别归纳提炼形成了三个“一张图”，成为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

十年来，在不断地创新、总结、推广、应用中，这些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在持续推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提效能——

数字技术应用深入推进治理现代化

“这一下就好了？不用到镇里去找领导了？”近日，山东省费县北石沟村村民张琪通过智能公章系统，不到5分钟便完成了企业用电换户的申请。现场，他拿着盖好公章的申请，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不可思议”。

近年来，新一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动能和基础支撑。在不少农村地区，村级“三资”等信息，通过手机就可以查询了解；社保、医保等业务，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实现“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村务微信群成了宣传政策、服务群众的主阵地；“雪亮工程”让广大农民的安全感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从1.56亿增长到2.93亿，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87.9％提高到100％。2020年全国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66.4％，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78.0％，“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为77.0％。

数字赋能，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四川省邛崃市借助腾讯“为村”平台，开发设置6大类90项功能板块，涵盖基层党建、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方便了群众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村民“仁里集”手机软件上，不仅可以查看村务、上传不文明行为，还可以在网上超市售卖本地特产、推广本地民宿。上海市宝山区打造“社区通”网上工作系统，党员干部和村民实名认证，书记当“群主”、党员为“中坚”、群众为“铁粉”，实现干群便捷互动，群众需求精准把握，群众问题快速处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探索建立“互联网＋”治理模式，推进各部门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高效化水平。

回望过去，我们在追寻善治的路上步履铿锵，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组织领导更加坚强，治理方式持续创新，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展望未来，乡村治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加快补齐乡村治理短板，同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