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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模板”之外的合作社还是合作社吗

2、“正阳牛”打药队7个“80后”大学毕业生创业纪事

3、“残膜污染农田综合治理技术方案”项目启动会在新疆召开

4、“毁约退地”轮番上演，土地流转瓶颈怎么破？

“模板”之外的合作社还是合作社吗 ♂

“模板”之外的合作社还是合作社吗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都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分配盈余，那么，这些合作社还是真正的合作社吗？或者说，它们还是合作社吗？我的看法是，它们当然是合作社，只是没有那么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模板，没有那么符合法律条文。

资料图

据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现场会透露，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3.8万家，是2007年2.64万家的81倍。实有入社成员数11861万户，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8.5%，比2012年底增加了20个百分点。

2017年底，依法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的合作社数量是2012年的2.5倍。2017年，全国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5890亿元，可分配盈余1100亿元，为每个成员平均分配1644元。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统供统销、统防统治、统耕统种统收等经营服务总值达到1.17万亿元，53%的合作社实现产加销一体化。

上述数据表明，农民合作社正在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各地的典型调查结果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社会上对于农民合作社的各种非议一直不绝于耳，尤其在理论界，“假合作社”“空壳社”“套取补贴”等判断一直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种现象，人们的认识居然截然相反。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当前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呢？

其实，当人们评价合作社的时候，头脑里面必然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罗虚代尔先锋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的合作社，由28位成员组成，起初每人入股一英镑购买面包、黄油等消费品建立合作社商店，每个成员按照市场价格到合作社商店购买消费品。

由于投资额和劳动量是相同的，就产生了按照交易量（额）返还盈余的分配方式，这是罗虚代尔先锋社的创造。罗虚代尔先锋社还制定了八项原则，如入社自愿、一人一票、按业务交易量分配盈余等，被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为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原则从而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采纳了罗虚代尔原则。换句话说，当人们评价一个具体的合作社的时候，总是拿它和“模板”——罗虚代尔先锋社进行比较。这种分析事物的方法是正确的吗？

我们已经知道，罗虚代尔先锋社是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同质性，即每个人的投资额是相同的，投入的劳动量也是相同的。而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都是异质的，一般为专业大户带动，所需资金也大多为少数人投资。这样的合作社如果严格按照交易量（额）进行分配盈余，显然是不公平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盈余返还方式：“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

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的权益。

其实，无论按照交易量（额）返还还是按照投资额返还，都是按贡献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判断哪个要素对合作社盈余的具体贡献。

理论上讲，或者从罗虚代尔实践看，合作社盈余是成员的交易量（额）带来的，但那是投资额相同前提下得出的结论，而现实中合作社的投资额差距很大，有可能一个合作社的投资主要来源于少数几个成员。

那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大框架下，按交易量（额）和投资额返还盈余比例的确定就要看二者（当然是背后人的因素）之间的博弈了。

如果投资者的投资变成了特定的固定资产，需要更多成员的资源与之匹配，投资者就会选择让利给成员，按交易量（额）返还比例就会提高。比如投资变成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需要成员入股的土地与之匹配，投资者就会通过提高对土地入股成员盈余返还比例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合作社。

反之，如果是普通成员更需要合作社的固定资产，则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的比例就会相应降低，而按投资额返还的比例就会增加。如水果、蔬菜产区合作社成员更需要销售产品，甚至只要能够把产品销售出去并且价格合理就可以了，而合作社中少数核心成员恰恰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般成员并不要求按照交易量（额）返还盈余。可见，现实中出现的合作社类型很复杂，盈余返还类型也很多，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以把现有法律的规定硬套在所有合作社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都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分配盈余，那么，这些合作社还是真正的合作社吗？或者说，它们还是合作社吗？我的看法是，它们当然是合作社，只是没有那么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模板，没有那么符合法律条文。

但它们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分配方式，从而调动了投资成员和非投资成员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合作社的发展更顺畅，速度更快，质量更高，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何乐不为呢？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方向一定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作社的，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示范社，对盈余返还方式的要求极为严格。

现实中，的确有一些“能人”领办合作社是为了套取政府的财政补贴，而且部分合作社还真的“套取”到了；也的确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扩大合作社注册的数量。但对于这些现象要规范的实际上更多是政府的行为，因此，板子不应该全打在合作社身上。

（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院长）

“正阳牛”打药队7个“80后”大学毕业生创业纪事 ♂

“正阳牛”打药队7个“80后”大学毕业生创业纪事

“正阳牛”打药队队员开着自己研发的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打药。

牛超（左四）、谢超（右二）、方欢（左三）等人和他们的“正阳牛”打药队成员。

蒋爱华是河南省正阳县慎水乡台天村村民，前不久他家的麦田里发生了条锈病，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正阳牛”打药队。“后来这11亩小麦‘一喷三防’的效果特别好，这多亏了‘正阳牛’打药队的提醒和及时喷防。”蒋爱华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很是感激。

啄木鸟能一眼看出来树上的害虫藏在哪里，并准确地把它吃掉。而在有着“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称号的正阳县的百万亩农田里，如果农作物发生了病虫害，接到请求的“正阳牛”打药队便会第一时间赶到，及时进行植保作业。

因此，“正阳牛”打药队被蒋爱华这样的群众亲切地称农田里的“啄木鸟”。

田间困惑让农资经营户建起打药队

提及“正阳牛”打药队，不得不提其关键性人物牛超。“80后”的牛超，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在广东发展有了一定积蓄后，他返乡创业在慎水乡台天村开起了农资经营门店。

“2013年刚开始卖农药，专业没完全搞懂，引进的一批花生拌种剂本身适合夏花生拌种，却推到了春花生拌种，赶上低温花生出芽率低，农户到店里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每亩赔偿150元。”提起这事，牛超得出的教训是，没有专业的技术人才，病虫草害专业防治就是空谈。

这一年，牛超认识了做农药推广的河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毕业生喻鹏洋，便邀请他当合伙人，可喻鹏洋最初并没答应。经过牛超“三顾茅庐”，这个“技术通”一年后加入了队伍。

同样是“80后”大学毕业生的谢超，2014年在正阳县承包了400亩地，可是那一年天气不顺，谢超种田并没有赚钱。困惑迷茫中的谢超在当年河南农大举办的青年农民培训班上结识了牛超。牛超看中了谢超的种田经验，谢超看中了牛超的敢想敢干，二人一拍既合，决定共同做农资经营。

农资市场竞争激烈，如何从市场大环境中脱颖而出？牛超认为建立打药队搞农事服务是出路。2014年8月，“正阳牛”打药队成立。他们邀请了正在搞大型农机收割、旋耕的蓝翔技校毕业生方欢加入团队，让他负责打药机械的研发。小团队要有大作为就要借势发展，全国综合农事服务公司——广西田园公司成了他们的合作伙伴。田园公司看中了这个有知识的团队，派出专业技术过硬的潘志斌前来担任指导。后来，牛超又把潘志斌挖了过来，又请来了专业会计皮飞，还邀请机械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苗南南加盟，以加大打药机械研发力度。就这样，一个由7个“80后”大学毕业生担纲的打药队“羽翼丰满”。

集思广益自主研发新型打药机械

要让“正阳牛”打药队“牛”起来不是个简单事儿。创业初期，他们逐户发名片宣传，但效果不理想。后来，他们决定在每个村选择两户人家免费打药，让群众看看植保效果。起步艰难，最初的10亩地分散为7块田，他们也干。

免费打药起到了宣传效果，2015年找“正阳牛”打药的农户多了起来，订单排了将近一周。但一次突遇强降雨，团队初期研发的机械本身效率较低，很多农户的药还没打到地里，他们却预收了订金，农户不乐意，机械又下不了地。为了“正阳牛”的信誉，小伙子们背着喷雾器，光脚踩着泥打了三天。“30多度的高温，大家又都没干过太多农活，打完药都病倒了！”牛超说。

经过这件事后，方欢说：“我们一定要研制出更有效率的打药机械，让先进机械克服天气带来的不利因素。”方欢放弃了原来的设计理念，重新设计绘图，单独定制配件。他们开着货车跑到河北、山东、安徽等地采购零部件，那段日子很辛苦。团队中有人嘀咕，“研发打药机值不值？好好卖农资也不用吃这苦。”牛超打气说：“为了高效率的打药机，再苦也要撑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他们自主研发的高地隙喷杆喷雾机，远销洛阳、焦作、周口等周边地区，还应邀参加了全国农机展。

村村建起打药队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2016年4月底，正阳县白天气温高达31摄氏度以上，进入扬花期的小麦爆发赤霉病。当时，“正阳牛”打药队开着专业打药机给一家农场打药，临近麦田里一个大娘也在背着喷雾器给自家小麦打药。中午吃饭时，牛超发现旁边打药的大娘不见了。疑惑中他站在打药机上看到大娘背着喷雾器晕倒在地里，桶里的农药洒了一地。牛超马上带着工人把大娘抬到树荫下紧急抢救，并拨打了急救电话。后来牛超了解到，大娘的老伴早已去世，儿子和媳妇都在外地打工，大娘趁着孙子上学来打药，因为天热导致农药中毒。

这事过后，“正阳牛”团队专门到全县多个乡村，调查留守妇女和老人对农药喷防的了解情况。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留守妇女和老人多数不会使用打药设备，还有一部分人根本背不动30多斤的喷雾器，他们对专业化植保服务的需求很大。“正阳牛”团队决定在正阳县村村建立打药队，实现机械化植保全覆盖。

如今，正阳县已建起了136支“正阳牛”村级打药分队，共有287台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6架植保无人机。2017年累计完成植保作业100多万亩，还承接了正阳县部分小麦条锈病的统防统治任务。今年，“正阳牛”又为部分贫困户提供了免费打药服务，目前已在7个村每村免费植保作业1000亩。

兰青乡智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黎明说：“‘正阳牛’打药队关爱贫困户，让困难群众能及时享受到免费打药服务，我们全村群众都信任‘正阳牛’。”

积极倡导绿色植保理念助力农药减量

“现在一些小农户还是习惯使用化学农药，认为效果好、来得快，对生物防控等效果慢、操作复杂的技术接受程度还较低，不主动也不愿意应用。”喻鹏洋说，我们在打药之余，积极向群众宣传选用抗病虫害性能好的优良小麦、花生品种，提高农作物自身抗病虫能力；利用害虫天敌和微生物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安装杀虫灯、使用性引诱剂等安全高效的绿色防控技术诱杀害虫；推行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实现低毒高效杀虫。

2017年，“正阳牛”向正阳县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成立了正阳县绿色防控植保协会，成为国内第一家县级从事植保业务平台建设的非政府组织机构，打响了食品安全战和环境保护战。

“正阳牛”一直向农民宣传分阶段打药法、不同季节打不同的药、有了病虫害苗头再打药，注重推广高效低毒农药，这样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正阳牛”向农民推广的农药，是经过“技术通”喻鹏洋根据病虫诊断开出的处方，处方中的产品均来自权威机构每年发布的农药推荐名录，并做到一瓶一码，全程可追溯。

牛超是个懂得如何让团队心往一处想的人，为了一个技术突破、为了一个打药方案，他们都要协商，权衡利弊，争吵也是常事。兄弟7人各有个性，如何把个性化成团队精神，牛超总在关健时刻能让兄弟们团结到一起。

“正阳牛”打药队的优质服务，让群众放心，他们的订单不断增多。潘志斌说：“如今，我们打药队的技术已经成熟，我们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的研发工作和销售情况也很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7个人，人心齐，干劲足，能干事，会干事。”

苦尽甘来，“正阳牛”研发的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还受邀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在正阳县举办的全国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现场观摩会。“正阳牛”团队也得到了正阳县的认可，他们的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正在申请进入正阳县农机购置补贴目录，有望很快纳入财政补贴范围。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如今，在正阳县230万亩的土地上，“正阳牛”打药队赢得了越来越多农民的信任，他们排着队交钱提前预订“正阳牛”植保的场景已说明了一切。

“残膜污染农田综合治理技术方案”项目启动会在新疆召开 ♂

“残膜污染农田综合治理技术方案”项目启动会在新疆召开

2015年6月19日，国家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残膜污染农田综合治理技术方案”正式启动。

6月19日-20日，主持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科学院召集全国各地15个项目协作单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召开了“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残膜污染农田综合治理技术方案项目启动会”。内蒙古农牧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作为项目协作单位之一派员参加。

会上，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介绍了项目总体情况，兵团农业局副局长程景民、农垦科学院副院长齐飞等领导参加会议并讲话，15个项目协作单位代表分别进行了情况汇报与交流。

根据我国覆膜种植情况千差万别的具体现状，项目按照不同作物、不同种植模式、不同地区、不同处理方式等综合考量，将项目任务细化为5项子任务，分别在我国地膜污染的总体状况调查、平坐农田残膜回收技术及装备、垄作农田残膜回收技术及装备、环保型降解地膜、典型区域残膜污染治理技术体系构建等方面做出研究并形成相关成果。

会议成立了项目执行专家组，审议了各单位实施方案及年度预算，开展了座谈讨论。

“毁约退地”轮番上演，土地流转瓶颈怎么破？ ♂

“毁约退地”轮番上演，土地流转瓶颈怎么破？

资料图

粮价下跌，农民亏损，种粮大户退租减租……这对正在开展的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形成冲击。近期，网民对种粮大户亏损退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有网民认为，国家正在倡导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退租减租”的苗头不可轻视。

在粮价难以改观、种植收益显著减少的背景下，土地流转却遭遇到了瓶颈。在黑龙江、江苏、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因粮价下跌、自然灾害、流转费居高不下等多重因素，部分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面临亏损，种粮积极性受挫，“毁约退地”轮番上演。这对正在开展的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形成冲击，也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并可能引发土地流转纠纷、激化经营者与承包户之间的矛盾。

目前，不少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处于纠结、迷茫状态，围绕土地流转价格农户与种粮大户展开博弈。

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大部分土地流转承包合同的时间为1—3年或3—5年(含口头约定)，由于承包期短，承包户很难进行长期种养殖计划，种粮大户很多不愿意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进行农业基础设施的整修，而粮食生产中的大型农业机械购置农业基础设施的改造、农田土壤结构的改良等都需要进行长期投资，这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一个方面，现在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农业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而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上拿不到，相反还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和承担所有风险，这对于种粮大户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

从长远来看，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农村小康的必然选择。搞好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将实现更大的发展，农民将拥有更多出彩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种粮大户没钱赚的困境，有关职能部门显然不能坐视不管，不能将其看作是种粮大户的“私事”，而要积极寻求对策，为种粮大户找出路。

首先政府要加强对土地流转的服务，建设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积极有效进行政策宣传；其次有关职能部门应对目前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完善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体系，规范土地流转程序、行为；最后要创新补贴机制，按照“谁种粮、谁受益”原则，将政府的种粮补贴补到粮食生产上，同时设立种粮大户专项补贴资金，鼓励多种粮、种好粮。

同时，在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行过程中，要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针对农民主动将土地出租或转让出去的情况，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用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计问题，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的后顾之忧。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只有解决好种粮大户后顾之忧，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切实落到实处，集中精力搞好土地流转，让种粮大户有利可图，才能最大限度地破解种粮大户“钱难赚”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