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政策日本农业政策有哪些

摘要：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日本农业政策，以及日本农业政策有哪些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本文目录一览：1、关于日本农地整理程序是什么...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日本农业政策，以及日本农业政策有哪些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一览：

• 1、关于日本农地整理程序是什么
• 2、乡村建设运动是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一项典型政策吗
• 3、2020年日本规模经营的农场面积
• 4、日本,印度粮食自供不足的社会原因？
• 5、请介绍二战后日本土地改革

是规定日本农业政策，家有家规日本农业政策，国家规定一准日本农业政策！

虽然日本国民教育总体水平较高，但随着人才不断向城市集聚，城乡人口教育水平有一定差距。留在乡村的大多是老年人，知识和技能难以跟上技术创新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此，日本政府着力建立完整的培训体系，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乡村人才队伍。

构建农业教育体系。为系统和持续地培养农村人才，日本政府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民职业培训体系。教育主管部门文部科学省负责正规农业教育，旨在培养完整系列的农业人才，包括农业师资、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科研人员。在层次上，农业教育涵盖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初等教育中的农业教育是在中小学开设农业相关课程，普及农业基础知识，加强全民农业素养，同时启发学生对农业的兴趣，为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奠定基础。中等教育属于专业化培养阶段，包括普通高中和农业专业教育，主要培养具有农业知识或技能的人才。具体来说，普通高中主要培养将来在农业领域继续深造的学生；农业专业教育主要培养未来农业经营者和农业技术人员。在20世纪60、70年代，与农业相关的高中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大约有700家，学生约20万人。高等教育分为农业类大学、普通大学的农科专业、短期大学的涉农学科，主要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和科研人才。这一完备的正规教育体系是农业教育的主干，巩固了农业教育的地位。

一、 日本农业发展及演变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工农业收入差距拉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或农外转移，带来农户数量减少；与此同时，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改变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供给提出的新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开始出台并实施《农业基本法》。目标是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背景下，促使耕地集中和农业经营者规模扩大，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率；对应消费者需求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培育农业经营人才，通过农业发展提升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收入差距。在政策方面，包括生产政策：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价格和流通政策：注重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农业收入；结构政策：注重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现代农业发展、自立经营。

在一系列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带动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生产发展，农产品价格稳定，家庭经营和自立经营。无论农业总体，还是主要农产品产出，得到了持续增加。

稻米在日本农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着稻米生产和对策调整过程，也是日本农业生产结构的演变过程。日本稻米生产值最高是在1965—1970年的时段，随后大米产值下降。1969年以前，日本农业生产稻米全部由政府管理（被称作政府米）。随着稻米生产增加供给充足，而消费需求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从1969年开始，在原有政府米的基础上引入了“自主流通米”，1995年已经逐步演变为自主流通米占据主导地位，大米价格与主要依靠民间通过商议定价的形式决定。值得指出的是，1960年代之后，日本人均全年大米消费量持续下降，由1960年的115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51公斤。在需求侧变化背景下，农业政策上鼓励水稻种植从直接食用型稻米向饲料型米和加工型调整，水稻作物向其他作物种植调整等。稻米播种面积从2005年的170.2万公顷减少到2020年的146.2万公顷，稻米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3.5%下降到18.4%，与此同时，麦类、大豆等的播种面积略有增加。

进入1980年代，日本农业总产值出现下降，农村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下降，特别是山区半山区等条件不利地区引发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问题。1999年开始，由《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代替了原来的《农业基本法》，三个维度的对策措施，农产品维度：强调数量供给稳定和质量安全性，农业维度：农业的多功能性发挥以及可持续发展。农村维度：农村地区振兴。通过农业的发展，食品数量供给保障水平得以提升，特别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性水平；重视消费者的需求的食品政策，高效率且稳定的农业经营带来了较高的农业生产率，根据市场需求特点的价格形成和稳定经营，自然可持续发展，条件不利地区的发展。

二、 日本农业发展现状及特征

1. 农业生产和结构特征。日本农业产值变化经历了先升后降，渐趋平稳的发展趋势。1960年以来，主要农产品的产值增加带来的农业产值的增加，农业产值的变化呈现倒U型，1984年以前，农业产值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1984年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趋势，直到2010年开始出现新的转机，随着大米、蔬菜、牛肉类等需求因素的拉动下农业产值又出现小幅度增加。在农业结构方面，“稻米农业”在下降，畜牧业比重持续增加，蔬菜先升后降。2020年，在日本农业产值的占比中，稻米占18.4%，蔬菜占25.2%，畜牧业占36.2%，形成了畜产品、蔬菜，与稻米三足鼎立的农业结构（以上不包括水产业和林业）。

2.农户家庭经营与法人等经营主体并存，每个经营主体的规模在扩大。日本传统的经营方式以农户家庭经营方式为主，近年来，法人、团体等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中的地位在提升。农业经营者的个数在减少，但每个农业经营者者的规模在扩大。近几年平均每户养殖头数达到2000头以上。在种植业，每个农户经营面积分组看，2019年，所占比重最大的经营规模组别是30公顷以上，这一组别经营面积所占比重达三分之一以上的经营面积。2020年一个农业经营体的耕地面积3.1公顷，是2005年（1.9公顷）的1.6倍。按照销售额显示的农业经营体的规模也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

3. 农业产后流通体系发生改变，长期以来，日本形成了规范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一个特点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有80%以上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经由批发市场进入市场，并且有《农产品批发市场法》规范农产品的流通，为分散的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状况和市场条件的改变，经由批发市场的比率在下降，2015年蔬菜经由批发市场的比率降低56.0%，分析其原因，一是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者，为了压缩流通成本，减少流通环节，通过订单农业、农超对接等形式销售农产品。二是直销市场的发展，从生产端直接进入到零售端，2020年，直销市场发展到1.1万个，直销市场农产品销售额占比为4.9%（2015年）。三是其他流通新业态的出现，比如电商销售农产品的增加，此外，24小时便利店在日本数量巨多，分布密集，以往便利店销售日常生活用品，食品也是以点心及加工食品为主，近年来对应人口高龄化等形势，在便利店也追加生鲜蔬菜水果等角落。

三、 日本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食物自给率下降。日本食物自给率由1965年的73%下乡到2020年的37%，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低水平。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分别如下，稻米98%，蔬菜76%，畜产品50%左右。为了提高食物自给率，日本政府提倡利用国产农产品进行加工，并呼吁企业和家庭减少食物浪费。

2. 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以及农村人口减少。日本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及农村人口外流问题严重，农村人口的高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为35%，高于城市的高龄化率（25.9%）。农户家庭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经营者高龄化现象愈发严重，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2020年，以出售农产品为主的农户中，经营者年龄在65岁以上的占比70%，49岁以下的占比不到11%，农业后继乏人。农业经营者的高龄化使得农业经营规模难以扩大，而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农户进入市场。

4. 农业经营者收入有待提高。构成农业经营者收入的有来自农业经营的收入、非农收入和退休金收入。反应农业经营收入的每个农户来自农业的年平均收入1990年为126万日元、2020年123万日元，变化缓慢。从不同收入组别的农户数分布来看，2011年农业收入赤字的占总农户数的29.3%，50万日元以下的所占比重为28.8%。农业经营收入的制约因素包括：一是收到小规模的约束，农业经营者收入水平偏低；二是受石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等影响，农业经营成本不断增加，与2015年1月相比，2022年2月的生产资料综合价格指数为111%，其中肥料价格指数为108.8%，饲料价格指数为119.5%，光热燃料费达123.7%；三是农产品流通成本也波及到农业经营效益。农户全部收入的变化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持续增加，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021年农户家庭年收入为344万日元。农户收入中，对农业的依存度1960年为50%以上，大幅度下降到1990年的15%左右，然后平移，直到2003年开始小幅度回升。

5. 农业资源利用面临的难题。日本农用地面积下降，2021年比1965年下降了28%，比2005年下降了7%。主要原因是废弃、非农用、受灾等。播种面积下降，导致耕地利用率也逐渐降低（耕地利用率=播种面积/耕地面积），从1960年的133.9%下降到2020年的91.3%，从1995年前后开始，耕地利用率下降到低于100%，意味着播种面积小于耕地面积。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经营后继乏人以及农用地闲置和荒废。政府以及各方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以促进农用地流转、集约化和规模化。

四、 日本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农业的地产地消

地产地消一方面指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安排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指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尽可能多地在本地消费，是日本近年来农业生产对策措施的综合性概括。围绕农业地产地消，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使得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有效地连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产品供应水平。发展地产地消，通过直销市场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帮助更多农产品进入市场并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缩短运输距离并降低经营费用，促进农业经营者收入提高。日本农业的地产地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产品直销市场。近几年日本大力发展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的直销市场。直销市场的优势体现在产品新鲜且价格低，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销市场的经营者包括专门经营者、农协等，其中，农协经营的直销市场的销售额所占比重最大，表明健全的农业合作组织成为农产品直销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农业+6次产业化开发。农业的六次产业化即，围绕农业的三个产业的1+2+3=6的产业化策略，1×2×3=6的产业化策略；农业运用本地生产的农产品进行食品加工等。基于《关于利用本地资源进行产业开发及促进增加利用本地农产品法律》得到认定的产业开发事项不断增加，由2011年的709个，达到2017年的2349个。通过6次产业化，扩大了本地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并将更多附加价值留在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

第三、观光农业。以本地特色农业为依托发展观光农业。日本农业观光的人数逐年递增，通过观光农业，向消费者出售本地农产品，与此同时，通过农园里农业体验向消费者介绍本地农业和饮食文化，此外，向当地饭店供应本地产农产品等。

第四、食育与认知本地农产品

围绕“食育”开展各种活动，增加关于“食”的知识，提高选择“食”的能力，形成健全的“食”的生活方式。农林水产省2005年实施了《食育基本法》，将食育作为一项国民运动在日本普及推广。提倡本地农产品供应本地食堂（包括学校、本地机关机关等的食堂），以及本地食堂增加使用本地农产品。

2.农业的绿色发展和绿色食物系统战略

本世纪初出台的一些农业支持政策中强调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近年来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政策框架里提倡绿色食物系统战略。

第一、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者及农产品方面。针对农业生产过程实施良好农业规范（GAP: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包括农业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动安全等可持农业为目的农业管理，具体地，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劳动安全等视角出发，规定农业生产过程根据GAP进行农事作业，并注意做好记录和检查工作。采用GAP有三方面优点：一是确保食品安全；二是保护环境；三是降低成本，比如通过减少肥料农药的使用而降低成本。针对农业生产者，实行农业生产者认定，对那些采取绿色生产技术的生产者实施“生态农场”认定。针对农产品，按照日本农林规格执行（JAS：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得到认定的农产品可以得到有机农产品标志。

第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强化和农地保护。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强化和农地保护主要包括农业水利设施强化，延长使用寿命以及农田建设，提高农业竞争力。其中，《土地改良法》包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生产发展以及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的地区集中度。

第三、环境保全型农业和绿色食物系统战略。环境保全型农业具体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土壤培育、循环农业、化肥农药减量化和有机农业。近年来提倡的“绿色食物系统战略”包括：碳减排，园艺设施的加温绿色化，绿色技术发展。食品产业：减少食品浪费，食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食品批发业的收益率提升等。

3.从农产品自给率到农产品自给力

农产品的自给率和自给力都强调日本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供给保障水平，农产品自给率是现实的农产品供给水平表现，而农产品自给力强调的是潜在的农产品供给能力。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把农产品自给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作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一指标值随着时间推移持续下降的趋势，近年来按照热量计算的食物综合自给率为37%，按照产值计算的食物综合自给率为66%的水平。主要原因是食品生活的多样化趋势，能够100%国产满足的大米的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而饲料或原料依赖进口的畜产品和油脂类的消费在增加。

与此同时，政府近年来强调农业自给力，为了扩大国内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农用地，挖掘并提高食物供给的潜在生产能力，即农产品自给力。最大限度发挥农用地的作用所生产的产品，结合每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判断自给力。而不同的种植模式和种植结构，会得到不同的自给力水平。近几年政府重视两种模式：一种是大米和小麦为主的种植模式，另一种是薯类为主的种植模式。为了提升自给力，强调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技术等推广。2018年，反应农业自给力的主要指标中，农用地为442万公顷，废弃地再利用面积为9万公顷，实际投入劳动时间，能够得到每一种种植模式下平均每天为每人提供的热量，与日本按照人均需要的食物热量（2169kcal/人·日）想对照，可以看出不同种植模式，不同生产方式下的自给力水平。为了提高自给力水平，近年来更加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耕地利用上，农用地的充分利用，撂荒地的再利用；二是农业劳动力上，劳动力数量的确保，以及激励年轻人种地；三是农业生产的单产水平，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四是技术和模式上：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优化种植模式，强化农业基础设施。

印度：粮食大国、饥饿大国

“印度用占世界2.4%日本农业政策的国土面积养活全球1/6的人口。”这是国际媒体提到印度粮食生产状况时常用的数据。在粮食安全上有过惨痛教训的印度，严格来说应是“人多地不少”。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中国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计算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印度国土面积约为中国的1/3，却拥有180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印度河与恒河两大河流冲积平原，给人口超过13.5亿的印度带来肥沃的土地。印度历史上就是农业大国，但从沦为英国殖民地到1947年独立，印度发生过5次大饥荒。从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又发生3次较大饥荒，官方统计饿死300余万人。

粮食安全问题是历届印度政府的心腹大患，并通过“绿色革命”等举措提高粮食产量。到1980年，印度政府宣布本国实现粮食自给。现在，印度日常农产品价格保持低水平，粮食略有盈余出口，这与独立前后粮食长期短缺、依靠进口形成强烈对比。为保证农民的权益，刺激生产积极性，印度政府还长期实行粮食收购价保护。在维护社会公平和选举因素推动下，印度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干预政策，出台《国家粮食安全法案》。

在有粮食出口的印度，国民饥饿状况却在加剧。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去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印度仍是拥有最多“粮食不安全人口”的国家。报告估算，2014年至2019年，即莫迪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印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增长3.8个百分点。印度在“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1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4位，属于“重度”饥饿类。英国《对话》杂志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生产大国印度还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情况敲响警钟，提醒各经济体必须重新配置自己的粮食体系”。

日韩紧盯粮食出口国风吹草动

在日本，关于粮食自给率的问题经常被提起。日本粮食自给率1965年为73%，之后就直线下降，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且前景严峻。为改变现状，日本也有乡村振兴的蓝图。去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指导方针——“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其核心是到2030年将粮食自给率从2018年的37%提升至45%。日本《高知新闻》2019年曾刊发题为“日本食品安全保障处于十分危险状况”的社论，提到日本小麦自给率只有12%，政府必须要有危机感，要推进智能农业，以弥补无法集中农业用地大规模生产，以及农户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不足。

受疫情影响，俄罗斯、阿根廷等粮食出口国去年一度限制本国的粮食出口或准备针对谷物出口商征收特别税，这让地少人多的日本更为不安。日本农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就像疫情初期口罩短缺一样，如果粮食出口国都‘国产国消’，对日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与生产工业产品不同，日本的农畜产品不可能马上扩大生产。”来自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佐藤康博不无担忧地说：“日本农业政策我有过这样的危机感——食品安全保障是关系到国民生命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做好准备。”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井聪今年1月在《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新闻》上撰文说，农业用地只占日本国土的13.5%，从“食品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必须将提高“粮食自给率”定位为重要的国家目标。此前，《日本产经新闻》曾援引农协一位负责人的话说：“提高食品自给率只是中央政府在摇旗呐喊，在地方政府、农业生产者、消费者那里还没有产生广泛共鸣。”

据报道，今年6月前，日本政府将汇总有关“在后疫情时代强化食品安全保障”的各种信息，应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东京大学铃木宣弘研究室给出的一组数据是：“把种子因素考虑其中，2018年日本蔬菜自给率为8%，把饲料因素考虑其中，牛肉自给率为11%、猪肉6%、鸡肉12%，而这些数字2035年将降至3%、2%、1%、2%。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日本将无法应对粮食出口国限制粮食出口的禁令。”不过，据《读卖新闻》报道，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口小麦，且日本还有国家储备、大米自给自足。但日本主流媒体还是呼吁，政府必须与商社等民间企业合作，努力稳定粮食供应。据了解，日本很多综合贸易公司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投资农业生产，专门生产面向日本出口的农作物。

水稻是日本唯一可以通过国产实现大米自给自足的作物，不过，据《环球时报》驻日记者观察，一些种植水稻的日本农民却面临收入难以保障的现实情况。秋田县汤泽市是日本著名的大米品种“秋田小町”的产区，在当地劳作近40年的稻农石成寿告诉记者，日本农业政策他同时还种植饲料用稻谷和樱桃，因为“只靠种植水稻无法生存下去，要从事复合农业”。

韩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突出

上世纪60年代，韩国谷物综合自给率曾高达90%，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如韩国人肉类消费增加，以及产业化、都市化提高让耕地越来越少，韩国粮食自给率也出现持续下滑现象。目前，韩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34公顷，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2009年至2019年韩国政府在粮食领域投入13.52万亿韩元进行扶持，如补贴农民种植水稻以外的农作物、通过援助培训和农资方式培育粮食作物共同经营制度、支持水田旱作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韩国2019年的粮食自给率仅为45.8%，与2009年的56.2%相比大为降低。受天灾和国际粮食价格影响，韩国2020年出现粮食产量过去52年来最低和价格史上最高的现象。

韩国粮食的不足部分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购买，因此，粮食出口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剧韩国的危机意识。据《韩民族新闻》报道，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去年5月曾进行过“应对粮食危机特别演练”，核心内容就是向在海外的韩国农场主下达“进口粮食命令”。目前，共有69个韩国法人在俄罗斯、柬埔寨、中国、越南、印尼等地经营农场，“进口粮食命令”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想方设法将粮食运往韩国。但一些韩国专家还是认为，韩国的粮食安全已亮起红灯，为此必须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粮食生产率。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其粮食消费量的90%需要进口，但新政府仍投入巨资发展都市农业。

富庶的农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日中经济评论家西忠雄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城里人还没有找到稳定的生活的时候，农民有了地，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日本是农民先富了起来。

土地改革的功勋与遗产

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就在麦克阿瑟主持之下进行农地改革：由政府将194万公顷地主的土地强制收购，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有的地方仅相当于一双靴子或一袋烟钱），卖给420万户农民。

鉴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扩大、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劳，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称之为“非共产主义世界进行得最彻底的土地改革”。

但是由于土地规模较小，随着战后经济起飞，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世界

银行的专家以及日本经济学界重新反省农地改革，认为它是“占领军的绝对权威和知识官僚误解情热”结合的产物。

农业基本法的初衷和实践

1961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成为日本农业政策的转折点。它的初衷是通过土地规模的扩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缩小农业和工业间的收入差距，增强日本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但是实际采取的措施却使这个目的落了空：他们用保护农产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关税和补贴，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去了。但这样以来，即便小规模、低效率的农户也发现，他们自己耕作稻米要比从市场上购买合算。由于他们宁可兼职务农也不愿退出市场，通过规模扩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只能成为善良的愿望。

保护的结果使农业的地位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日本的食物自给率从1960年的79％，30年后下降到了不足40％。

新农业基本法也成一纸空文

为了扭转日本农业的“悲惨”局面，1999年日本又通过一部新的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从名称可以看出不仅农业、而且食物和农村也很重要的意味。其中一项明确的指标是希望5年之内将食物自给率提高5个百分点，即从40％提高到45％。但是5年之后，1个百分点也未能提高。

保护最严重 竞争力最弱

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高的国家：小麦210％，大米490％，花生500％，一种魔芋竟然高达990％。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按卡路里计算，一度高达66％的食物依赖外国。

在WTO农业领域的谈判中，日本因其超高保护经常被人戳脊梁骨；而在近年来同周边国家FTA或EPA的谈判中，屡屡因农业问题影响进度，国内经济产业界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强。

同时还有消费者不满：如此保护，既没效率，也不公平。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研究所今井健一曾嘲讽日本农业：“再保护下去，就彻底消灭了。”

农业的衰退令人心寒

除粮食自给率由79％降至40％以外，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也从1946年的30％，降到1960年的10％，再落到2002年的1％；从业人员从1400万人降到280万人，就在这其中，把农业当作副业的占70％，年龄超过65岁的占60％。日本学者戏称之为“三襁”农业：农村只剩老爷爷、老奶奶和小孩子了。

土地荒废非常严重。这些年荒废230万公顷，远超过土地改革从地主那里解放的190万公顷。据原日本农林水产省官僚、现产业经济研究所的山下一仁计算，现在日本的480公顷农地，只有全部用来种土豆，才有可能养活日本人；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每人每天的口粮要削减三分之二才能应付。恐怕那就是我们过去“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滋味了。

财政和消费者负担沉重

OECD有一个PSE?生产支持估价?指标，专门用来计算对农业价格支持（内外价格差乘以生产量）中消费者和纳税者的负担比例。从1986年到2002年，美国消费者的负担从47％降至38％，欧盟从85％降至57％，而日本一直高达90％。到过日本的人不少都会对其农产品不可思议的高价格感到震惊，而中国人因为反差太大，更容易产生吃面条犹如吃金条的错觉。

日本农业保护给财政压上了沉重的负担。每年因关税导致的价格支持约5万亿日圆，消费者负担为5千亿日圆。价格支持之中很大一部分被农药、化肥等企业拿去了，真正变成农家所得的只有四分之一。

日本农业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后来多次参与WTO谈判的资深官僚小仓武一有番话，颇能说明日本农业困境：“在国际舆论中留下这么坏的印象，在世界自由贸易中付出了被深深孤立的代价，终日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之中，生怕输入稻米农民就将毁灭，主食供应会完全让渡给外人之手……日本今天的现状，真令人忧虑。一些人以食物安全保障为借口反对大米输入，但在自己生产的稻米比国外贵7、8倍的情况下，还有何安全保障可言？”

规模扩大 成本降低

日本的农家规模战后四十年间仅从0．9公顷扩大为1．2公顷，增长率为36％，如果将面积较大的北海道除外，那么增长只有17％，而与此同时，美国农家的规模扩大10倍，欧洲比如法国也扩大了150％。日本农家规模只有美国的1／127，欧盟的1／20－1／45。

日本国内增强农地流动性、扩大农家规模的呼声很高。一些专家甚至建议征收农地特别保有税，促使效率不高的小规模农家退出。据计算，如果未满3公顷的农地之中有80％流动，那么农家规模就会扩大到15公顷。

规模扩大除了降低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效果是可以进行结构改革，把对农业的间接支持变为对农家的直接支持，这样可以大幅降低财政负担，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规制缓和 企业参入

曾任日本农林渔业基本问题调查会会长的东 精一认为：“日本农业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农民都是单个小业主，因此农业政策必须把农业企业家的培育、鼓励企业家介入农业当作首要目标。”

这种观点正在转化成具体的政策。一度非常严格的规制出现缓和的迹象，而一些改革特区、农业特区的出现，预示着农业正在走出改革的禁区。

工商企业对农业的兴趣也在增强。以工业机械知名的高科技公司欧姆龙已在农业领域小试牛刀：它的一个玻璃温室大至7公顷，完全由自己研发计算机设备控制，生产一种特殊的西红柿；卡高米公司现在的西红柿产量已达7000吨，占日本的总产量的1％，他们计划到2007年将产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达到2万吨；餐饮连锁巨头和民已经把经营链条向上延伸至农产品种植养殖；而一家人才派遣公司帕索那竟在有日本华尔街之称的东京黄金地段大手町搞了一个城市农场，以培养专门农业人才。

转守为攻 通过竞争走向繁荣

日本传统农业政策的特征是守：政府通过和农协谈判确定米价；提高农产品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不问规模大小、效率高低，大水漫灌对农业进行补贴。

但是现在业界认识到，守下去是死路一条。他们开始调整政策，通过对特色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经营的扶持，试图使日本农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日本的茶叶、水果、精美点心已经出现在香港、台湾、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地高级商橱，凭借其优异品质成为追求生活质量一族的新宠。日本农林水产省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走出去”计划。

小仓武一对日本农业的概括，可谓反映了业界的心声：“日本农村是丰盈了，但代价是农业失去了竞争力。再用温暖的臂膀保护下去已经不行了。不是一味叫喊反对输入，而是该认真考虑通过自由竞争锻造强力农业、从根本上脱胎换骨，走向真正重生的时候了。”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日本是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不同：中国农业2001年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15％，相当于日本1910年前后的水平，日本现在的比率是1％；劳动力情况也不同：中国农业劳动力占50％，而日本还不到5％。

但中国农业和日本农业又有相似之处：每家每户土地规模都比较小，日本每户平均1．2公顷，中国户均0．3公顷 ；劳动力素质堪忧：日本是“三襁”（爷爷奶奶孙子），中国是“三八六一部队”（妇女儿童）；农业都是弱质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日本农产品是天价，中国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也已经超过国际市场。

日本当初农业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缩小农民和工人收入差距；一个是缩小农业与工业效率差距。通过关税和补贴，第一个目标实现了，农业家庭的平均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但代价是第二个目标：农业衰弱了，竞争力降低了，效率差距更大了。不仅消费者和政府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产业、贸易政策调整，也被套上枷锁。

以日本财力之雄厚、农业比例之小，措施失当尚且造成严重后果，其中教训值得反思：日本的代价我们付不起，也不应该付。鉴于我国农业生产率只有先进国家的1．4％，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有限的资源有效地用在提高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上，将是我们政策选择面临的严峻课题：只有这样，农民收入提高才具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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