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今天给各位分享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本文目录一览：1、...

今天给各位分享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农业部农研中心发展前景怎么样
• 2、30岁以下年轻人几乎不再务农：新打工一代
• 3、南京农业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 4、简述造成我国粮食结构过剩的原因
• 5、农业农村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待遇
• 6、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怎么样

好。

根据今日头条资料查询，农业部农研中心是国家农业科技中心的重要支撑机构。都市所职能定位意义重大，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要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是农业部直属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于1990年7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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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代打工者渐渐老去之前，新生代打工者早已悄然外出务工。他们比其父辈享有更好的自由度与物质条件。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了。

为此，我们专访了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张林秀教授。张林秀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她还曾担任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REAP）中方主任。

张林秀常年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方铱霏 摄）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团队曾在跨度20年的时间里做过四轮百村跟踪调研。从最近一次调研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哪些新的趋势？

张林秀： 第一，非农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 1995年，大概只有30%的农村劳动力在全职非农就业，2015年这一数字超过70%，同时 有97%的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早些年有学者做过调查，非农就业会带来家庭收入增长，同时也会拉开农村家庭收入差距，没有非农就业的话，你就在收入的底端，但这些年来，非农就业开始缩小家庭收入的差异了，因为大家都出去了。 从非农就业的类型看，外出迁移、外出自营工商业、本地自营工商业、本地就业中，外出迁移是增幅最大的部分。

第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非农就业比例都在上升。 在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都是年轻人。但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开始出来了，中老年人也出来了，而且增幅更大，因为过去比例低。比如2015年41～45岁这个年龄段，1998年时只有23.3%的人外出打工，但到了2015年就有72.5%了。我们的四轮调查还发现，同一年龄段的群体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比如41～45岁这个群体，在第一轮调查时20多岁，只有60%的人出来。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如今小区和大楼里的保安基本都是中老年人，而过去是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城里的就业门路宽了，年轻人做别的去了，中老年人就来了。

《无名之辈》剧照

第三，年轻人（30岁以下）几乎都在非农行业工作。 现在年轻人完成非农转型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早很多，转型早就完成了。比如在1998年，16～20、21～25岁的农民中，从事非农行业比例分别为60%、54.7%，到了2015年这组数字是91.5%、90.3%。虽然比例还不到100%，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从事农业生产了，根据我们实地调研，剩下约10%的那些年轻人可能压根就不工作。而从就业地域上看，这些年轻人也更趋向于去省外打工。

第四， 社会 流动性在减弱。 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更高，而198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职业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比例变低了，代际的职业向上流动更加困难。与父辈比较，子女的第一份职业愈发与父辈相近，职业代际传递越明显。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发现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即使父亲是农民，仍有20%的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如老师、医生、会计等；而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中，这比例降为11.6%。受教育年限是高了1～2年，但越来越多的子女正变成和父亲一样的农民或工人。

《长江七号》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你的调研，在特点和趋势上，打工二代（30岁以下）与打工一代呈现出什么样的主要差异？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张林秀： 正如刚才所讲，这代年轻人的非农就业转型完成得更早，将来再从事农业的可能性更小。 第一，他们对土地没有感情基础，老一代人还有些感情基础；第二，农业生产的回报率相对很低，他们也更缺乏农业技巧，不会种地了。 老一代农民工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流迹象，城里挣不到钱了可回去种地，不赚钱自己够吃就行。但年轻人是待不住的，无论有没有工作，他们会继续在城里寻求营生。

年轻的打工者愿意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很多时候的想法是，找一个不受约束的事情做比什么都好，长远规划暂且不管。 这其实也跟父母一辈为他们物质条件创造的相对好有关，很多打工二代的父母是打工一代，他们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去沿海打工，在容易挣钱的时代积累一点财富，为孩子创造了不差的物质条件，以至于很多打工二代的生活压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小时候可能会流动或留守，但物质上的危机感不会很强。

东莞的手机制造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采访，很多新生代打工者都是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不到30岁，但工龄已有10年左右，此前在家也几乎没有务农经历。这种现象普遍吗？为什么？

张林秀： 初中就辍学者的确很多，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这背后是城乡教育的巨大鸿沟。 根据我们早年调查，在中国的大城市，2013年的高中入学率是90%，贫困农村地区则是37%。REAP的研究发现，导致上述现象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其一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高学费，导致上高中的直接成本较高；其二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上工资迅速上涨，上高中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其三是农村学生无法获得积极的学业规划指导，让学生对教育回报率一无所知，甚至有错误认知，同时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中老师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师生关系紧张；其四，竞争性的教育体系，让很多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考不上大学或高中，就放弃高中或初中教育。

但近年来随着“控辍保学”和“基本普及高中”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完成高中学业后才会加入劳动力市场，从我们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近些年来18周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

图 | 摄图网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新生代打工者辗转多地后不想进工厂，更愿意从事送外卖、快递等新经济领域的工作。在传统基建领域，年轻人更少。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林秀： 这个是要看行业。在江浙一带，上过职业中专的打工者至少还是愿意进企业或工厂的，这个不少见，很多还会从事办公室相关工作。 但是辍学出来打工者，原本受约束力就不强，家庭条件可能也更加贫困，倾向于去劳动密集型产业。

互联网新经济这块其实是不稳定的，是依靠互联网平台爆发式的增长带来的岗位需求，万一这个平台没了，下一步怎么办？归根结底这些还是属于服务行业，不算实体经济，门槛也不高。这部分群体将来能有什么技能，还很难说。因为将来我们可能也会反思目前的生活方式，比如外卖、快递的不低碳与滴滴的安全问题已被关注。 一旦有了此类行业约束和洗牌后，平台的去向和岗位需求还很难说。

2018年8月24日，武汉，饿了么外卖小哥在汉口街头休息。（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打工者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在老家或打工地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店，但实现者寥寥。当前农民工创业情况如何？一个打工者想要创业的难度大吗？

张林秀： 我的理解是，自主创业很多时候就是打工者自营工商业，其分为两种： 一种是做商品贸易、零售和跑运输等，一种是做手工活儿或餐饮等服务业。 2016年自营工商业在非农就业里面比例并不高，约为15%。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贸易运输类的比例在不断升高，而手工、餐饮等服务业比例在不断下降，说明自营工商业也在朝着资本密集的方向在走，需要一定积累，对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也是一个挑战。

虽然有政策倡导，但真正能返乡并实现创业的人很少。 在我们的数据样本里，农民工回流占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比重是4%～5%左右。其中以中老年人居多，本身创业就有困难。他们回来之后干什么？根据调查，回流人口中待在县城内的那部分近期内大约1/3从事农业，约40%从事非农，近1/4的人回来后是无所事事的。 如果按照回流比例将数据相乘，真正返乡之后能自主创业比例是极低的。

年轻打工者的创业心愿可以理解，这是打工者共同的愿望。上一代人也有，只是当时营商环境没有现在这么灵活。那会儿以实业为主，需要积累和投资，现在新经济了，人们的创业愿望表达更清晰迫切了。 创业其实有两个理解维度，一是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二是失败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2018年11月15日，上海，等待接单的外卖小哥。（图 | 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打工当地创业呢？可能性更小？

张林秀： 在打工当地创业就更难了，因为虽然政府有意愿鼓励农民工在城里留下来，但要做到城市的 社会 融入都很难。 我身边很多还在坚守的打工者都是为了孩子，曾经有段时间还能上公立学校，但大部分人是挣到钱之后就回老家了。很多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上其实跟城里人几乎没有交集。比如保安和外卖小哥，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但可以想象生存环境是糟糕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每天上班下班，但城市融入对这些群体来说基本没有。

从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来看，农村但凡有一点能让人留下来的理由，他们可能都不会进城里。 我们每一轮调研，都会问他们留在城里的意愿如何，回答都是非常强的，基本上没人愿意回去。城市融入将是我们第五轮调研的重点，聚焦城市 社会 融入，看看他们到底在城市融入得如何。

《李学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打工者在担心，会被机器换人、智能制造等产业升级措施给取代。这有可能吗？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他们未来出路在哪儿？

张林秀： 智能制造是会削减岗位，但产业链也相应往后延伸，也需要人制造机器人，不可能一下子全部代替。关键在于，人自己得准备好。 无论是被机器人代替，还是被比你知识水平和技能高的代替，其实是一回事。在奥地利，如果你想做一个农民，先决条件就是农学院的毕业证，对农田农艺要求非常高。所以应该担心是不是机器人来代替，而是被有更高技能的人过来代替。

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会改进一点，但是成人之后再培训成本更大、效率更低，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他们要学技能前把知识水平巩固了，高中毕业肯定比初中辍学强。 他们肯定会有担忧，这种担忧只有提升自己能力之后才会消失，要不就只有从一个类似的行业转到另一个类似的行业，重复这样的工作。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群体：初中辍学就出来打工，没有知识储备，没有一技之长。因为在产业升级大背景下，将来的就业市场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得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我能想到的或许有一种可能，比如万一传统岗位进不去了，这些人可能会来替代目前城市里的中老年打工者，比如刚才讲到的小区保安，这个他们是有优势的。

《最爱》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强调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并说其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高中教育。为什么？

张林秀：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经济已经从增长转到了发展。 发展的挑战比纯粹增长多很多，中国非农转型已完成了大半，应该挖掘下一阶段增长动力。 现在中国（内地/大陆）经济的人工成本在快速上升，工资已经是亚洲各地区的第六高，仅次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但我们的生产率是否能跟得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推升人力资本提升。

以韩国和墨西哥为例，韩国顺利完成了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转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但墨西哥却没有。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差异。 在韩国，上世纪80年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每个学生都完成了高中教育， 在经济开始转型时，较高素质的基本劳动力能够胜任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 而在墨西哥，城乡教育却差距明显，在农村只有40%多一点的孩子上高中，城里有70%～80%，这些劳动力难以适应经济和岗位升级的需求和挑战，最终墨西哥没能跨越这个陷阱。

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工资、职业代际流动影响也很大，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小时工资也更高，职业更好。教育无用论是很容易打脸的。

珠三角地区制造行业工人（张雷 摄）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做好人力资本储备了吗？

张林秀：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上过高中的劳动力比例在24%左右。14～35岁青年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60.2%。城市有大约5000万儿童，而贫困农村地区也有大约5000万儿童。 可以说，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的教育状况构成了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底色。

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中，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为74%，25～34岁群体中上过高中的为72%。从这些对比看，我们还任重道远，低于墨西哥、南非等国。即使只看25～34岁的劳动力群体，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也只有36%，仍属于较低行列。

不过这也是之前的旧数据。现在国家在政策层面已加紧努力，但见成效也得十几年以后。 我的看法是，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得加快，现在所有经济周转速度远远比之前快了，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在提高。一个没有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工人往往会有读写困难，基本不懂英文，缺乏计算机技术等基本技能，很难适应经济转型需求。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39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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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名人校友主要有：

1、张德慈：农学家、环境科学家、生物学家、植物遗传学大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9年，曾获世界环境科学领域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2、李景均：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被誉为“人类遗传学的开拓者”。

3、马保之：著名农学家。1949年到台湾，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植物生产组组长，1954年任台湾大学农学院院长。

4、陈桢：著名动物学家、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5、戴芳澜：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6、戴松恩：著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7、钱崇澍：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地植物学、植物区系学的创始人之一。

8、裘维蕃：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第三届理事长，国际植物病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在植物病理学方面有杰出贡献。

9、秦仁昌：中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著名的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0、俞大绂：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在我国最早从事植物病毒病和细菌病害的研究；首先报道小麦秆黑粉菌生理分化性；并开创了植物抗病育种工作。

11、黄宗道：土壤农业化学家，著名橡胶栽培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研究天然橡胶栽培的主要奠基人。

12、金善宝：著名作物遗传育种专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1934年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小麦专著《实用小麦论》，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3、陈俊愉：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花卉专家。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花协梅花蜡梅分会会长及梅国际登录权威（IRA），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14、樊庆笙：著名农业微生物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

15、庄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6、刘大钧：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和农业教育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7、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草业科学家。长期从事草地研究，他创立了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成功地应用于中国主要的牧业省（区）。

18、盖钧镒：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主要从事大豆遗传育种和数量遗传研究，发表论著430余篇册，并致力于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创建。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蒋亦元：农业工程学家，教育家，农业机械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创造性地进行谷物割前脱粒收获机的研究，并率先取得成功，推动了中国谷物收获机的创新和发展。

20、蔡道基：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毒理学专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环境保护农药环境安全评价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三个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21、万建民：作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级岗位杰出人才，2015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2、张林秀：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基地首席研究员，201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多年农业政策支持下，我国粮食供应空前充裕，安全性大大提高。然而，在粮食供应充裕的背景下，原有粮食支持政策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在新形势下，必须改革和调整现有的政策体系，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一是我国粮食供求市场存在“三多一低”现象。目前，我国粮食供求市场出现了“三多一低”的怪现象，即粮食产量越来越多，进口量越来越多，库存越来越多，但粮食自给率却越来越低。第一，产量大。多年来，我国通过加大投入、财政补贴、价格支持等政策刺激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2003年至2014年，全国粮食年产量从4.307亿吨增加到6.0703亿吨，11年间新增产能17633万吨，增长40.9%。粮食生产的最大特点是生产集中度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生产集中在粮食上(见表1)。2003-2014年期间，粮食产量增加18312万吨，占粮食产量的103.9%，而豆类和马铃薯减少680万吨，占粮食产量的-3.9%。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2143万吨，其中粮食产量57225万吨，占粮食产量的比重由2003年的86.9%提高到92.1%。在谷物中，玉米产量增加最多，11年增加9982万吨，占粮食产量的56.6%。另一方面，粮食生产集中在主产区。表2显示了2003年以来粮食生产地区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我国13个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71%提高到75.81%。截至2014年，中国11年粮食增产的87.6%来自主产区的贡献。二是进口量大。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一直在增加(见表3)。2003年粮食净进口61万吨，2010年5931万吨，2014年8999万吨。改变中国进出口结构的主要品种是大豆。2003年中国进口2074万吨，2014年7140万吨，2015年8169万吨。12年大豆净进口增长2.94倍。2014年，大豆净进口转为粮食进口。第三，股票储备大。随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11年间粮食年产量从4.3亿吨增加到5亿吨，再到6亿吨。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市场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过于求。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政府在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外，还出台了临时收储政策，从农民手中大量收购粮食。例如，2005年，国家以最低收购价从农民手中收购了250多亿斤粮食。到2014年，国家按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2893亿斤，不到10年增长了10.3倍。收购越来越多，库存也在快速增长。2004年底，中国粮食商品库存总量为3094亿斤。到2015年7月，我国粮食总库存超过9000亿斤，到当年年底，库存超过1万亿斤。目前，我国粮食储备率已超过80%，大大超过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17%-18%的安全储备率。第四，自给率水平下降。随着生产、进口和储备的不断增加，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是紧平衡，现在是供过于求，有阶段，有逃逸顺序。以2015年为例。年初粮食库存8000多亿斤，全年粮食产量12429亿斤。粮食进口中，大豆1805亿斤，粮食654亿斤，扣除出口因素净进口约2447亿斤。由此可以推算出2015年粮食总供应量为22876亿斤。中国粮食消费总量12500多亿斤。很明显，2015年中国有近1万亿斤粮食超出市场需求，而这恰恰是我们用行政干预退出市场的供给部分。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过期，城市居民还有十几年的口粮，城乡居民还有三年多的口粮，所以不存在所谓粮食供应紧张的安全问题。按道理，经过十几年的粮食连续增产，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应该上升而不是下降，但事实恰恰相反。2005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2005年为100.9%，2010年为90.21%，2013年为88.68%，2014年为87.09%(见表4)，远低于《国家中长期粮食安全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95%以上的保证自给率。粮食供应前所未有的充裕，但自给率连年下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豆算在粮食里，进口量大的大豆降低了粮食的整体自给率。严格来说，大豆不是真正的粮食，而是油料作物，是各种豆制品的原料。如果排除大豆，中国的自给率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96%以上，2014年为96.73%(见表5)。二是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接收大量粮食入库并转为储备，导致市场实际供应量减少。一旦储备粮减少或减缓，国内粮食企业会迅速用廉价的进口粮食替代，导致进口快速增加，自给率随之下降。可以说，中国粮食自给率的下降是伴随着粮食储备率的快速上升。目前中国的粮食供应实际上是历史上最充裕的时期。二、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过剩和储备过剩。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超出国内市场需求的粮食产品的持续生产和储存，会形成越来越多的过剩储备，这是典型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和储备过剩。前面提到，我国粮食储备率已经超过80%，如果继续增产，粮食储备率还会继续上升。这种生产过剩和储备过剩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导致财政长期投入补贴全过程，负担越来越重。多年来，为了保持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在生产过程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鼓励和支持农民生产粮食。在流通环节，粮食连年增产，卖不出去，国家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随着采购越来越多，当仓储容量满了，就被迫投入巨资新建或改建大量仓储设施。同时，为了维持超过市场需求的粮食，财政不得不花费两笔巨额资金，一是补贴储粮，二是支持仓储企业定期在市场上轮换储粮。2014年，国家对农民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合计约1700亿元。当年用于粮食最低收储的资金达3555.7亿元，还有投资建设1000亿斤粮食仓储设施。此外，为了维持这些粮食储备，目前还需要500亿元左右的收储成本。可见中国的粮食从生产到流通都是补贴的，国家财政至少花了五个亿的巨款。如果我们生产的粮食都是必须的，我们储备的粮食也是必须的，财政支出项目多一些也是合适的。问题是，长期生产超过市场需求的粮食，只能作为储存存放，为此花费巨额资金，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第二，土地和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中国是一个土地和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要保持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必然要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强度。为了增加产量，农民不惜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严重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据统计，我国每亩化肥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3倍左右，而利用率只有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以上。由于农药使用不当，已有1.4亿亩耕地受到农药污染。目前，我国农田污染超标面积高达3.5亿亩，污染率19.4%。第三，生产过剩带来了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农民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不断加大资源利用的强度，增加物质和劳动投入，最终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快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表6显示了2004年至2014年中国粮食生产成本收益的变化。10年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每亩生产成本从395.5元增加到1068.57元，名义增长170.2%，其中材料成本增长108.8%。同期三种粮食平均亩产量仅增长16.34%，亩产量从33.2%下降到10.46%。第四，市场供求关系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基本失灵。按道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提高了粮食的产出能力，农业补贴的增加也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粮食产量必然增加，市场供给也会增加，因而市场价格必然随着市场供给的增加而降低。但是，11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市场并没有反映出粮食供给增加的信号。原因很简单。我们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使增加的粮食大部分从农民手中收购，然后退出市场。增加的粮食只是说明库存的增加。到目前为止，中国粮食市场供求关系被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受到干扰。以最低收购价和临储价为代表的“政策价格”取代了正常的市场价格，年复一年地持续引导和调控粮食生产。总之，粮食的持续增产确实保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面临着“收不上、储不上、补不上”的困境。笔者认为，这是新常态下新的粮食不安全。第三，新的粮食不安全需要新的政策体系面对粮食不安全的新挑战，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种选择是实行目标价格制。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取消现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的制度安排，在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基础上，对小麦、稻谷和玉米实行目标价格制度。实行粮食目标价格，可以减少市场扭曲，让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有利于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稳定粮食生产，大大减少流通环节的财政补贴和建设投入。缺点有三:一是期初实际经营成本高，需要大量的工作成本来测算面积，统计产量或销量，核定生产成本和收入，确定目标价格和市场价的差价补贴。此外，我国有近1.9亿种粮农民，不同所有制的收购企业和粮食加工厂有数万家。无论是按面积、产量还是商品粮发放补贴，都需要细致复杂的组织配套体系建设。第二，当粮食供求紧张，价格上涨时，政府可能不会从市场上接收粮食，粮食安全储备将受到威胁。第三，市场波动风险加大。实行目标价格制后，粮食价格由政策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在十几年丰收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可能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已经习惯托市收购的农民又会出现“卖粮难”，粮食的周期性波动再次出现。第二种方案是逐步完善现有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方案的核心内容是:目前将逐年逐步降低最低收购价特别是临储价格，逐步引导粮食和农业适度调产。这种方案的优点是:政策持续稳定，运营成本低，熟悉道路，粮食安全性高。缺点是市场扭曲依然存在；近期收储数量会增加，财政补贴不会减少。笔者提出第三种方案，即取消现有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制度，实行粮食安全目标储备制度条件下的高价收购制度。详情如下:首先是确定国家储备规模。国家粮食储备越多，越安全。应该有一个科学界限。国际粮农组织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粮食安全标准边界，即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占总消费量的17%-18%，保证这个比例的粮食储备是安全的。考虑到我国市场还不成熟，还有很多不发达地区影响粮食运输，也有制约粮食流通的体制因素，我国粮食储备可以高于国际标准，设定安全储备不超过消费总量的30%比较合适。其中，战略应急储备17%-18%，商业调节储备12%-13%。在粮食储备中，小麦和稻谷的储备比例可以高一些，玉米的储备比例可以低一些。从数量上看，我国每年粮食储备总量保持在3500-4000亿斤比较合适。按照三年轮作计算，国家每年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1000多亿斤。第二，按照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储备数量，始终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在粮食安全目标储备内，国家每年收购储备或轮换所需的粮食。取消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后，为了防止国家收不到市场上的粮食，政府可以参考韩国的经验，以高于市场价的水平从种粮农民手中收购粮食。韩国政府曾经每年从农民手中收购10%的大米产量，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35%左右。收购指标发放给种植户，允许转让；农协每年从稻农手中收购20%的产量，价格比市场价高出20%左右。中国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购买本国所需的粮食。比如，国家每年从种粮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的价格，总能比市场价高出两三成，收购数量指标会公平分配给主产区种植户。因为政府储备粮的收购价明显高于市场价，农民会主动卖粮。即使部分农户因特殊原因不愿意或无力售粮，有售粮指标的农户也可以将指标转让给其他农户。这里可以看到，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一直保持着一个不变的比例，高的就高，低的就高。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收购粮食并不干预市场价格的形成，市场对粮食供求起决定性作用。第三，继续保留粮食生产补贴。有人担心取消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制度后，粮食产量会大幅度减少。笔者认为，粮食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但粮食大幅减产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还有1700多亿的生产补贴，比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可以对这些补贴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补贴对象应该是种粮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这将使粮食产量保持在一定水平。因为，如果有人放弃粮食生产，就失去了政策补贴的机会。另外也没什么好怕的，哪怕产量大减。我们还有8亿亩高标准农田支撑，半年就能调回来。第四，要下决心建设一批高标准农田。这些用于农田标准化建设的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投入，承包权和使用权不变。建成后，土地性质不能随意改变，但农民有权自由选择种植农作物。一旦粮食减产，国家可以用政策动员和引导农民在高标准农田种粮。第五，及时消化超过国家安全目标储备规模的粮食，然后减少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把流通领域节省下来的补贴转移到耕地保护上。要限期消化超储的粮食。这些谷物可以用于作物轮作和休耕，或者将一部分投入食品加工业、生物质能源、外援，或者饲料加工业，以替代进口。超储粮食库存消化后，取消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格制度节省的仓储费和财政补贴，建议主要用于农民耕地保护补贴，如耕地轮作休耕补贴等。这不仅有利于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第六，实施新的粮食安全体系也需要更新粮食安全观念。需要调整原有粮食安全观的内涵，将豆类和土豆排除在粮食之外，形成新的粮食安全观。新的粮食安全观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安全形式，主要是不断加强和储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一批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确保资源安全；考虑品种，关注粮食安全，特别是大米和小麦；从区域布局考虑，主要以支持主产区粮食生产为主；从食物消费结构考虑，主要保障口粮安全。同时，中国的粮食安全制度安排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视角。在确保我国口粮基本自给(自给率95%)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替代农业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不断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要适度增加土地、水等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或者利用国内农业资本“走出去”开发国外农业资源，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

中央农业部待遇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

农业农村局是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后，由原来的农业局为主整合畜牧兽医局，及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水利局等部门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管理职责，重新组建而成的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是统筹乡村振兴，落实农业农村发展各项政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去有的地方叫农委，有的叫农业局，有的叫农村工作局，不一而同，这次改革后基本统一了叫法。农业农村局属于事业单位，入编制了就等于在养老，工作比较轻松，工资待遇也就不那么高了，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薪资水平，毕竟辛苦的才拿的多。四线地级市农科院，财政全额拨款，每个月到手3500。还有公积金每月2000多，每年一次性奖励到手2

3万，还有一些别的奖励补助，每次1千到3千不等，一年可能有个至少七八次，还有各种节日福利2千左右，职工体检一年一次。空余的本科生岗位不多。

公务员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以下;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6、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7、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8、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八条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中央农业部待遇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

农业农村局是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后，由原来的农业局为主整合畜牧兽医局，及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水利局等部门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管理职责，重新组建而成的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是统筹乡村振兴，落实农业农村发展各项政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去有的地方叫农委，有的叫农业局，有的叫农村工作局，不一而同，这次改革后基本统一了叫法。农业农村局属于事业单位，入编制了就等于在养老，工作比较轻松，工资待遇也就不那么高了，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薪资水平，毕竟辛苦的才拿的多。四线地级市农科院，财政全额拨款，每个月到手3500。还有公积金每月2000多，每年一次性奖励到手2

3万，还有一些别的奖励补助，每次1千到3千不等，一年可能有个至少七八次，还有各种节日福利2千左右，职工体检一年一次。空余的本科生岗位不多。

公务员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三十五周岁以下;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6、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7、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8、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八条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9年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28年来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依托中国农科院近40个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科研和人力资源办研究生教育，形成了“院所结合，两段式”的培养模式，实现了科研和人才双赢。在1999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伊始，我院连续三年榜上有名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9年，我院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先进集体。2002年以来，研究生院以农学门类第一名连续五年荣获“中国一流研究生院”称号。2006年，研究生培养经费首次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标志着我院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整合学术资源，加强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从1981年11月国家开始审批硕士和博士授权点至今已进行了十期，从第一批开始研究生院就积极组织有关研究所围绕我院学科建设总体规划进行学科申报，从第一批获准通过的15个硕士点和3个博士点到现有的56个硕士授权点和44个博士授权点，7个博士一级学科和8个硕士一级学科均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准。同时还增设了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并获得了自主招生资格。学科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更新和调整，为我院研究生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狠抓培养质量，严格教学和学位管理2004年1月份我院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工作”会议，对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指导性意义。同时，为了提高教学和培养质量，研究生院加大了提前攻博的比例（由5%提高至10%）；根据学科建设需要不断新增和完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以适应研究生培养需要；2004年成立了教学委员会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监督和指导；2005年成立了学位分委员会，试行了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办法；开展了教师教学质量网上评估办法；建立了优秀教师奖励办法和专职教师工作量考核管理办法；与此同时，积极与各研究所加强沟通和联系，注重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加大对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论文答辩及提前攻博评选等培养环节的监督和管理。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有力促进了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3、严格导师遴选条件，不断提高师资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注重各学科之间以及学科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协调发展，提高了教师讲课酬金，提高了本院专家教师任课比例，由50%以下达到了65%。此外与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选聘高水平的知名专家长期任教，共同组成一支数量足、结构优、水平高、素质好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导师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研究生院从建院初期仅有40余名导师（5名博士生导师）发展至今拥有千余名导师队伍。其中博士生导师390余人，硕士生导师1000余人。90%以上导师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大多是各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中坚力量。随着我院人才战略的实施，特别是一、二级杰出人才的引进，更加全面提升了我院研究生导师的综合实力。为了不断提高导师的水平和指导研究生能力，研究生院不断完善和严格了博士生导师评选条件，如必须具备博士学位，必须有一定经费的研究课题，必须有过一届培养研究生的经历等硬性条件，同时，加强了博士生导师上岗培训制度，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了条件。 研究生院从建院初期依托中国农大共办研究生教育至今，已能独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并积极与国内外有关院校合作，遵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办学目标，在国内科研单位办研究生教育中仅次于中国科学院，无论从招生规模还是培养质量上位居第二。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方面积极探索，从“迎来送往”发展到“文化交流、联合培养、合作办学”三位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形成了“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2006年获得了外国留学生招生资格。与许多国际院校通过国际合作项目研究、邀请国外专家讲学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互派学生等方式，创建了“中荷”合作办学和“中加”合作办学的“三明治模式”。同时还通过MBA、EMBA和HACCP等项目与国际合作开展一些培训活动，2003年我院筹备并组织了首届“中荷农业生物技术专家峰会”，这些举措大大丰富了我院的办学经验，推动了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2015年，中国农科院筹建海外农业研究中心 。成为服务于国家农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级海外农业对外合作集散地、政策创设智囊团、信息技术服务器和海外农业人才库。强强联合，拓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2006年我院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签署了联合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协议。两院合作实现了资源优势互补，拓展了我院的人才培养基地，得到了农业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并已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2001年以前研究生院只有25号楼和集办公、教学和学生宿舍一体的现硕士生楼，建筑面积仅有8500平米，在农科院的大力支持下，研究生院已有4幢楼房，建筑面积达到了27000余平米，同时，得到国家发改委批准的1.5万平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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