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购置补贴，是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繁琐复杂的补贴手续，动辄以年计、“马拉松式”的补贴流程，让购买农机的农民和销售农机的经销商苦不堪言。

为了能领到补贴，一些农民不得不长途跋涉，跨市县甚至跨省购机。为方便农民购机，不少农机经销商不得不采取借身份证等违规办法，帮助购机户“代办”“包办”补贴手续。在河南、山西等农业大省，甚至因此催生了代办、包办农机购置补贴的所谓“套补”产业链。

近期，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就发生了两起农机经销商借当地农民身份证、帮助购机户套取购置补贴的案件。两名“代办”手续的农机经销商和63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均以诈骗罪被判刑。领取农机购置补贴到底有多难?居然要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农民在选购农机。近年来推行的农机补贴政策一度激发了农民的“购机热”，但繁琐复杂的补贴手续、“马拉松式”的补贴流程却让农民和农机经销商苦不堪言。新华社资料片

2名农机经销商牵连63名农民

套取补贴资金被判刑

牛书军、孟庆安是开封市祥符区的农机经销商。自2013年以来，他们跨区到开封市鼓楼区借当地农民身份证，虚构鼓楼区农民购买农机事实，套取农机补贴资金256.9万元。最终，牛书军、孟庆安及63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被鼓楼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刑。

以牛书军为例，其为开封市祥符区鑫源农业机械销售处负责人，他套取农机补贴的行为主要发生在2013年以后。针对部分农民不愿全价购机和申请补贴难的现象，牛书军便垫资以补贴后的价格销售农机，再虚构购机事实，将补贴资金套取出来，既减轻了农民购机资金压力、省却农民申请补贴的麻烦，又能以低价提高农机销量，甚至有省外农民也不辞辛苦找其购机。

据鑫源农业机械销售处工作人员介绍，其公司“代办”补贴分两种情况：一是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民，公司提供代办农机补贴服务，在以补贴后价格售机后，需要购机农民交2000元押金，待补贴款到账后，由购机农民和公司人员共同把钱取出来;二是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客户，由公司借农民的身份证，给出借身份证的农民500元“好处费”，而后由公司办理补贴手续。

据多位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反映，农机补贴款拨到农民个人银行卡后，由经销商派人将钱取走，留给出借身份证的农民500元好处费。多数农民对出借身份证套取补贴的严重性并不知情。

“先买后补”全价购机“后遗症”

手续多、历时长

2012年起，国家相关部委开展补贴资金级次下放、农民全价购机等新措施，农民从“差价购机”变为“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农民全价购机后，需携带相关手续自己办理补贴申请。

“先买后补”全价购机实施后，部分地区补贴指标紧张、手续繁琐和资金兑付历时过长，以致部分农民图省事、图便宜，不惜跨省、跨县找牛书军购机。

家在兰考县闫楼乡的赵先生，2013年6月，跨县到牛书军处，以补贴后的价格购买了1台已提前报过补贴的小麦收割机。当问他为何不在当地购机，他说：“在当地申请农机补贴，要花钱送礼，还要等一两年才会批下来，直接找牛书军购机，又便宜又省事儿。”

也有省外农民不辞辛苦找牛书军购机。齐先生是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人，2013年跨省到牛书军处购买了一台玉米联合收获机。“我在当地享受补贴后买车的价格，也比我从牛书军那里买的贵。”齐先生说，2013年，他询问当地农机经销商，玉米联合收获机价格是11万4千元，经人介绍找到牛书军，仅需10万6千元便可把车提走。

在补贴手续繁杂方面，据受访购机农民张先生反映，“补贴不是申请难，就是太麻烦”。以开封市鼓楼区为例，农民申请购机补贴要到社区、办事处、县级农机部门来回跑多趟盖6个章，网上申请通过后，农民要在规定日期内购机，再将购机发票及复印件交给农机部门，后由农机部门回访查验是否真实购机。

农民申请补贴是“一环扣一环”，哪一环出错就可能申请不成。开封市鼓楼区农林牧机局工作人员坦言，“本来是给农民办好事的，农民跑了一趟又一趟，他们和我们都麻烦。”

县区间指标使用不均衡

经销商“铤而走险”

农机补贴资金级次下放后，补贴资金由省级结算变为县级结算，各地补贴资金规模综合考虑各地耕地面积、乡村从业人员等因素确定。县级结算下，部分县区间补贴指标使用存在不均衡的现象。部分地区指标紧张，补贴申请难，历时长，甚至有农民直言要“托关系、走后门”。

以开封市的禹王台区和通许县为例，据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2017显示，截至2018年3月27日，禹王台区和通许县中央补贴资金使用比例(含报废)分别为8.18%、98.21%。

据业内人士反映，正是因农机购置补贴指标地区间使用不均衡，农业县指标不够用、城区用不完，使得经销商跨区套取补贴资金有机可乘。同时，部分地区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也增加了农民购机资金压力和时间成本。

据牛书军的妻子李坤反映，2013年以后，农民要全价购机自己申请补贴，“农民自己到农机局申请补贴几乎是不可能的，腿跑断有时也报不成”。在农民申请补贴难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农机销量，牛书军“铤而走险”，由其代办农机补贴申请。

据记者了解，经销商“代办”农机补贴之所以能成功，还在于相关部门查验购机真实性的机制不够健全。

据邵波等出借身份证的农民反映，经销商会提前教他们如何应付有关部门核实购机真实性。邵波介绍说，2013年，他向牛书军出借身份信息后，牛书军给他打电话说有关部门要上门查验农机，派人开了一辆拖拉机到其家门口，次日，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他家，查验了拖拉机，又分别为他和农机照了合影后便走了，过了一段时间，补贴款便到了他的银行卡上，后由牛书军将钱取走。

减轻农民购机资金和时间成本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说，在农民全价购机、自主申请补贴的模式下，政府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一是针对符合购置补贴条件的农民，允许经销商提供代办服务，严查经销商为不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代办补贴申请，二是针对补贴资金兑付时间长的问题，建议限定资金兑付时间期限，避免补贴兑付“遥遥无期”。

业内人士建议，减轻农民购买大型农机的资金压力，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健全对农民购机真实性的审核机制，加强对人机合影、回访查验等环节的工作力度，避免走过场，堵塞违法套取农机补贴的漏洞。

目前案件正进入二审阶段。对牛书军、孟庆安案是否构成诈骗罪，一些律师有不同的看法。常伯阳、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建武等认为，针对农民购机不好办理补贴的问题，牛书军以补贴后的价格销售农机，而后借当地农民身份信息申请补贴，把钱收回来，不应视为非法占有补贴资金;从根本上讲，农机销售给了符合条件的农民，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不能简单视为违法行为。

2014年，原农业部办公厅在《关于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对“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省农民身份证，在山西购买农机具，并在山西省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的情况，专门给出意见，认为：“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借用山西省农民身份证，在山西购买农机具，并在山西省办理农机购置补贴手续的行为有不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农机具还是在农民手中，还是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达到政策目的，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造成资金损失。”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李钧德 孙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