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纸就像“圣旨”，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作用，相当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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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名字时，很气愤，也很不屑。

媒体的报道中，他的头衔是“乞讨团伙帮主”。任国明否认自己是帮主，他对新京报记者说，“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任国明目前处于监视居住阶段。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红线”的方式，向办喜事的蔡金树讨要人民币150元，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018年4月18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审理“乞讨团伙”以强行乞讨方式寻衅滋事案，该组织的3名成员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因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任国明另案处理。

随着任国明被抓，这个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红白喜事上乞讨多年的“蒙城哪里有农机二手三轮车乞讨团伙”彻底覆灭。新京报记者从苍南县人民检察院获悉，除上述3名已判决成员外，“乞讨团伙”剩余的8名骨干成员，1人死亡，2人取保候审，2人监视居住，另有3人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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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苍南警方打击“乞讨团伙”现场。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2018年5月，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当地媒体对“乞讨团伙”的报道。他对媒体报道中称其为“帮主”表示不屑，“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乞讨团伙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本地一位市民告诉新京报记者，2016年以前，在龙港本地的婚礼中，遇不到乞讨反倒很少见，有时一场婚礼能遇到三四拨人。在当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乞讨团伙”，在座的5位市民均称，其在亲友的婚礼中均见识过“乞讨团伙”讨要红包。

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乞讨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任国明落网，“乞讨团伙”覆灭的消息被当地媒体报道，帮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苍南县法院告诉记者，“乞讨团伙”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一审法官许明举透露，“乞讨团伙”成员中，包括年龄偏大、缺乏职业技能或身有疾病、残疾人员。

任国明及另一组织成员陈宇辉证实，在乞讨团伙形成前期，以“前帮主”李方辰为代表的本地派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下人多、名气旺、熟悉风俗”。任国明回忆，在前期的乞讨活动中，他多跟随本地帮学习讨要手法。

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均为外地人员，在“乞讨团伙”形成过程中，乞讨团伙中外地派与本地派的融合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过程。

陈宇辉说，前帮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残疾，病逝后，本地派与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实现合流，形成今天的“乞讨团伙”，任国明顺理成章成为“帮主”。苍南法院介绍，任国明成为“帮主”后拥有诸多“权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乞讨团伙，需要任国明的同意；讨要的香烟，必须全部给任国明；讨要红包的数额，由任国明定，所有成员不可擅自更改。

虽然任国明对以上说法一一否认，但陈宇辉则证实，任国明在后期作为组织领导的说法毫无疑问，但并不拥有绝对权威。“有的人听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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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太“过火”

本地帮和外地帮没有融合之前，由于讨要红包“过火”，乞讨团伙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任国明说，当时乞讨人员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没有默契，常会出现一场婚事“走马灯”式轮番上阵，讨要金额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况，连他都觉得要得太“过火”。

据都市快报报道，2012年5月2日，龙港一位市民在婚礼上先后遭遇6拨“乞讨团伙”成员乞讨后，愤而报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将遭遇发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鸣。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当地政府对这一恶意乞讨行为坚决打击，还百姓以安宁。

▲2012年，苍南县公安局抓获一名“乞讨团伙”女性成员。苍南警方供图

当年5月9日，在旧历属于“黄道吉日”，苍南警方根据日期特点，预判“乞讨团伙”会大规模出动。当天，苍南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共抓获50多名“乞讨团伙”成员。这些人蒙城哪里有农机二手三轮车被处以治安处罚或警告。任国明因在家搭棚子躲过一劫。

本地帮和外地帮融合，让乞讨方式统一起来。办案民警透露，乞讨团伙组织化以后，虽然当地仍存其他乞讨团体，但都较为零散，无法与“乞讨团伙”相提并论。

2016年1月21日，苍南本地人杨益光在距龙港镇6公里的家中挂起气球、贴上喜字，准备迎接次日儿子的婚事。中午时分，一张10厘米见方的红纸，贴在了杨益光家一楼的门框上。

▲划地盘所用的红纸，一般在婚礼前一天贴至受害者家门上。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这张红纸附有手机号码。随红纸而来的，便是任国明。一审判决书显示，“乞讨团伙”成员任国明在苍南县宜山镇环城南路，向杨益光强行讨要人民币102元。杨益光回忆，任国明径直走到他家一楼的楼梯口，“我要是不拦着，他直接就上楼了。”

红纸就像“圣旨”，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作用，相当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

多年来，虽屡遭警方打击，乞讨团伙仍顽强生长。苍南警方透露，自2012年开始，当地警方多次组织对乞讨团伙进行打击，但因单个案值微小、当事人不配合、取证难等原因，一直无法对其成员进行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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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主“任我行”

监视居住阶段，任国明仍住在龙港——一顶200多块钱买来的帆布棚子里。年逾6旬的任国明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双手不知因何疾病一直肿胀、颤抖，嘴角在说话时会流下口水，需要用手不停擦拭。放弃乞讨后，他做过很多职业，收废品、抬重物、在白事里做护工，甚至还捞过尸体。

▲处于监视居住中的任国明，自称已与成员断绝联系。 新京报记者 卢通 摄

“街坊都跟我说，你这下可厉害了，都上了新闻了。”任国明讨厌“乞讨团伙”这个称呼，“乞讨团伙这个名称很难听。在人们眼里，乞丐就是讨饭的，一来讨饭别人都厌恶，都要走。”

苍南县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任国明今年57岁，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称“任我行”。因其在龙港已超过二十年时间，在乞讨团伙中有一定影响，被一致推选为“帮主”。

对于“帮主”之称，任国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你看我像帮主吗？”但他承认，“任我行”这一绰号确实为自己所起，其目的是增加知名度，也方便在乞讨中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

任国明说，1998年，他花5块钱扒火车来到杭州，后因寻找同乡来到龙港。任国明称，至龙港初期，他曾在龙港供电所打过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杂物挣一些零钱，但微薄的收入“连吃饭都困难”。当时，龙港婚礼上要红包的习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学着本地乞丐前去乞讨，逐渐成为“乞讨团伙”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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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套路

民警透露，“乞讨团伙”具体的发展脉络已很难考证，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乞讨团伙成员一开始发现婚礼讨红包有利可图，然后把老乡带进来，团队内部多为以老带新，延续下来。“在团队发展上，可能并没有主观意识去推动组织的发展壮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们就多吸收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碍了分赃，就会控制人数。”

苍南法院提供的材料显示，“乞讨团伙”每逢吉日，各成员在苍南县龙港镇等地寻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分组进行乞讨，并规定不管红白喜事，红包一律开口要220元加两包中华香烟。如果不听安排，甚至可能遭到开除。每天所得红包会平均分配给成员。

遇到好日子，任国明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其他成员，他们会在龙港街头逛，看到谁家门口挂气球，即可判断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结婚用的气球送到哪里，确定好地点后，提前一天上门讨红包。此外，捡废品的人和三轮车夫也会提供线索，如果提供的主家线索没有被乞讨过，就可以领取10元奖金。

多位成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虽然分组讨要避免了“大帮哄”的风险，但分组讨要中，常出现部分成员隐匿金额不上交的情况，这会立即遭到“帮规”的惩罚。任国明回忆，有一次他单独讨要来红包后未和其他成员分享，曾遭李方辰辱骂、殴打，“被打得在床上躺了两天。”

除分组乞讨，乞讨团伙在讨要手法与讨要金额上也有讲究。办案民警称，220元的红包金额是乞蒙城哪里有农机二手三轮车讨团伙经过长期总结得出的安全数值，既降低风险，又保留还价空间。

一审判决书称，讨要红包的方式为拦婚车、纠缠被害人、口头威胁。对此，任国明、陈宇辉一致称，乞讨团伙讨要红包从不采取强制手段。任国明说，“我多年来要红包从来未曾强迫别人，别人给我就拿着，不给我就走。”

虽然任国明一口否认，但陈宇辉曾亲眼见过任国明用拉红线的方式阻拦婚车，具体方法为，在婚车前拉一根红线，婚车即不敢通过。在当地习俗中，婚车如不加理会直接通过，则被视为“闯红线”，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讨要红包多半会成功。

主审法官许明举表示，虽然主要成员均否认“强行讨要”，并将之归结为本地风俗，但“乞讨团伙”的行为早已超出这一界限。在“乞讨团伙”案件中，乞讨团伙成员主动讨要、明码标价的行为，均已超出传统风俗的界限，对公序良俗是一种损害。

任国明至今未婚，他偶尔和侄子在微信上聊天，侄子担心大伯即将面临的审判，“他跟我说，（劝我）这次进去要好好改造。”

（文中人物除许明举外，其余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编辑 曹林华 张太凌 校对 王心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