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东北人，挣了千万后又负债百万，51岁跑到亚美尼亚挣钱还债

这是《自拍》第275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告诉我

栗乾晋/口述

悠悠/撰文

呱呱/编辑

我叫栗乾晋，大家都爱叫我老栗（@乾晋亚美尼亚），因为1968年出生的我，确实到了被叫老栗的年纪了。

五十余年的人生里，我进过体制内，管过乡镇企业，做过煤炭生意，北漂时苦头吃尽……赚了点钱之后，又开始跟风做互联网生意，这门生意不仅让我把之前挣的钱烧完了，还让我患上了抑郁症。

2019年，51岁的我决定出国创业。在俄罗斯待了40天之后，又转道去了亚美尼亚。没想到，一直待到了今天。

我出生在哈尔滨阿城县的农村。父母在农忙之余，夏天卖煎饼，冬天编草帘子、编炕席。能干的父母，让我和妹妹从小就能吃饱穿暖，没饿过肚子。并且还让我们都上学，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非常了不起了。

我8岁开始上学，小学四年级之前，经常语数双百。可这一切在四年级发生了改变。一天课上，后排两个高个儿男同学调皮打闹，被老师一顿暴打。当老师推搡着那两个高个儿男生从我身边过去时，我没忍住乐了，老师转过来一把拽得我双脚离地，棉袄扣子都给我扯掉了，照着我的后背猛抽两鞭子，再照肚子一拳，直接把我打吐了。从此，我就对上学这件事产生厌恶感。学习自然而然地下滑，再没考过满分。

初中三年，我留了两级，都是因为英语。英语老师经常揪着我耳朵说：“你现在不好好学英语，你将来出国去咋整？”我想：“我好好的，出国去干啥，我出得去吗？”压根儿想不到多少年后，我还真就出国了。但是他揪我耳朵也没用，我到现在会说的英语也不超过10句。

从八九岁起，我就开始做生意了。我的第一单生意是做冰棍，家里买个冰棍模子。我把粘大米熬成稠稠的粥，放点面粉，放点白糖，再放很少的一点奶粉，一两滴香精，放模具里，一晚上就能冻个三四十根。一分钱一根，有小朋友来买，就一分五两根。一冬天下来，我挣的钱就可以给自己买双3块8毛钱的大头鞋了。

到了八十年代，我上高中，每年就能挣个三四千块钱。咋挣的？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印刷厂，他们老有废页子（废弃纸张），比报纸白亮。我就和一位女同学合伙，把这些废页子低价回收进来，放假时拉回老家，卖给村里人糊墙用。一攒几车，一车就能卖几百块钱。讨价还价、认称、记账，都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这位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再后来，成了我前妻。

1989年，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这时候，我们阿城县改成县级市了，市里给我们每个毕业生都写了封推荐信。拿着这个推荐信，就能回自己户口所在的乡、镇政府，谋个公职，我被分到了土地所。才工作八九个月，小组的其他人收了1万多块赃款，还被判了刑，小组就解散了。就没事干了，咋整？领导说，乡镇企业缺个出纳员，要不你上那去？我就去做几年出纳员，应收、应付、折损、损耗、代号材料啥的，一共三十多项，我能看懂了。

1990年，我当上了车间主任，工厂分厂要搞承包制。我凑了1万8，承包了个电镀分厂。我和媳妇儿一把伙儿整企业，到年末结算，承包15个月，亏损了7万，就只能破产了。银行催债的时候来找我要，信贷员说，你不还我，我就收你家房子。可是靠我每个月97块钱的工资，养活全家5口人，再还那7万块钱，得还到猴年马月去啊？大家都觉得：欠七万块钱，这孩子完了，这辈子也干不起来了！

我妈说：“我把房子卖了，你们两口子拿着钱去城里。有人要债呢，我就说，人没跑，但情况很差。”1992年，把两岁的女儿往丈母娘家一放，我们两口子就带着卖房所得的两万块钱去了县城。我妈和妹妹，租住在农村的邻居家里。

到了县城，我俩也不知道做啥。心里没底儿，看啥做啥都怕亏损。 意外发现卖煤能挣钱。运气好，差不多一年半，到1993年底的时候，欠的7万就还清了。1994年，刚过完年，我就自己买了台货车，一天挣一两千很容易。外面欠我好多债，砖厂、水泥厂、学校买了煤，没钱给，都拿房子抵押。这一圈儿下来，连我自己住的房子，我手里一共有七套房，还有100多万。我一个农村孩子，真没想到自己能奋斗到这个样子。

苦日子过够了，也想过点像样的生活。我花一万多，手里拿台飞利浦手机，腰里还挂两个BP机，可有面子了，整天都意气风发。到1999年，煤就卖不动了。后来又折腾了不少生意，运气没以前好，都赔了钱。比如去木材市场租了个摊位，做木材进口生意，投资很大但没做起来。没多久，“非典”又来了。这几年把之前挣的钱都赔得差不多了。在东北做不成生意，我只能另找出路。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是我的屯亲（同一个屯的乡亲），之前在老家特别特别困难，到北京待了十几年，食品生意做得很大。他母亲和我母亲关系特别好，在我做木材生意之前，我母亲就被他母亲劝动了，要去北京看看，上他家住了一两个月，实际就是替我考察环境、寻找后路。母亲给我带回来的信息是：人家小学都没毕业，也能在北京扎下根把生意干得很红火，你的基础比人家好，人家能干的你肯定也能干。

2003年八九月份，“非典”刚结束，我就到北京找机会。到了之后，我先住在朋友家，帮他送货。帮朋友送了一个多月“天津麻花”之后，我去新发地租了个15平方米的房子。月租200块钱，然后花350块钱买了个人力三轮车。再买个废旧高压锅，上面绷个铁盖子，还不会骑三轮，就连推带蹬地开始沿街串巷卖爆米花、削菠萝、削哈密瓜。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块，不好就二三十块，一个月能赚个1500块。

这些散活儿干了快三个月，攒的钱就够我去租个摊位了。摊位月租金700块，一交交仨月，合同一签一年。每天早上两点多骑到新发地批发菜，四点多到菜市场。早上卖完菜，下午就开始爆米花、削瓜。也帮人发传单、卖发票，帮人吆喝顾客住宾馆。这样，一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我也得以认识了很多一年挣一两百万的小老板，他们的生意触角遍布北京。他们也没多少文化，胆子大、江湖气浓、有匪气、有痞气，这样的气息正好跟我合得来。

摊位签了一年，但我才卖了三个多月，就不干了。理由是卖菜太累，我也逐渐失去兴趣了。最重要的是，我一下从百万富翁到穷光蛋，落差太大，整天就急着翻盘，攒点钱就寻思着换个地方干点别的，老想快点赚大钱。帮人盖房子、办点事、跑个腿、蹭个饭，就这样来回倒腾，啥都干。我也跟风卖过服装尾货，卖过运动鞋。还经常去展销会上卖德化瓷残次品，卖收藏品、卖假玉、卖树脂摆件……做过的买卖自己都快数不清了。

钱一倒腾不过来，我就把当年卖煤收的房子卖一套，我媳妇儿在家钱不够用了，也卖房。2005年底，我决定不回家过年了，媳妇儿也没来看我，再加上这几年两地分居，我就感觉我的婚姻出问题了。2007年，女儿一考上大学，我和她妈妈就离了。我把手上挣的万把块钱留给前妻，自己又回北京了。

我和另一个以前的女同学成了很好的生意拍档。她很有能力，我俩合伙做起了品牌服装生意。

靠着之前的人脉和生意积累，这次回北京后，几年折腾下来，我挣了近两千万。

到2012年，我突然对互联网产生了浓厚兴趣，老琢磨能不能开个互联网公司。在参加服装行业的活动时，也老跟人聊自己的一些想法，恭维的人占多数，一下把我捧飘了。

2014年，全国新起了一股创业热潮，而互联网又是其中最热的行业。在这种背景下，我，一个在当时只会发短信、玩微信的人，满是憧憬地开了家互联网公司，进入了完全不熟悉的领域。

我做过网络商城、也做过游戏平台。但我不断犯错，最大的错误是：把钱和精力全部投在了pc端，而没做移动端。到2018年，我手里的钱就几乎花光了。

而且，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就饱受抑郁症的折磨。闯入这么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自己的能力老跟不上，还有那么多人跟着我吃饭，工作太忙、休息不好就老酗酒……

各方面的压力压得我踹不过气，最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没法突破困境。时不时，最令我懊悔最令我心痛的一个“如果”就会冒出来：如果当年在北京天通苑买了房，现在都值上亿了，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房租，比一般的上市公司都赚钱。

我当时住13楼，33层是顶楼，我三天两头就要往那去一趟，每次在上面抽一阵闷烟，又下来了。直到2017年的一天，我打算从33楼楼顶跳下去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了这么句话：“你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失败？”想到这，内心就平静多了，安安静静地抽了阵烟，就下楼了。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上33楼，但确定是最后一次。

2018年8月，结清大部分员工的工资，处理完公司所有事情之后，我欠供货商、网商贷、几张信用卡，加朋友的钱，总共差不多100万。九月底，我就收拾着回东北了。我妈在老家有个小旅馆，我和前妻分手时的那个房子也还在。我妈说，你都这年纪了，就老老实实守着小旅馆，慢慢还那100万吧。我人是在小旅馆待着了，可我看不上这个生意。每天都很郁闷，往床上一躺躺24小时，成天把自己喝醉、刷手机。躺了几个月，又开始琢磨接下来干啥了。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在中国创业成功了。那么打工呢？我这个年纪、这么个竞争力，可能就能找到个保安的工作。这个100万，又得还到猴年马月了。在国内找不到什么好出路，那就出国吧。2019年4月，我就产生了出国的念头，趁自己还跑得动，趁手里还有几万块钱，赶紧出去转转，找到好的机会就在国外做生意。

小旅馆有个常住客人跟我聊得很好，有天，一个28岁的小伙来看他，跟我也聊成了朋友。这小伙叫浩然，他说自己给父亲看病花了不少钱，目前也没啥合适的工作，一听我想出国，就打算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早我想上新西兰，但新西兰旅游签都困难。我又想，那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伊朗这样一条线转转吧，实在不行了再去东南亚。最终，我打算先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因为我有朋友在那儿。知道自己和浩然都不会一句俄语，俩人会的英语加起来也不超过20句。我就把出国后可能会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在翻译软件上翻译好了，英语和俄语各一份，然后存手机上了。这些问题包括“卫生间在哪？”“我的航班几点的？我在哪个登机口？”“请帮我找台出租车”“我要吃有肉的菜”“我想吃没有肉的菜”……

2019年7月，我和浩然踏上了去俄罗斯的旅程。我俩先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了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坐国际大巴到赤塔共和国，从赤塔再坐火车到伊尔库茨克。途经贝加尔湖时，火车突然停下来了，司机、列车长、列车员都一股脑儿跳进贝加尔湖游泳去了。乘客们纷纷走出车厢，游泳的游泳，聊天的聊天。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三张中国面孔：俩杭州来的小女孩，加一个北京大姐。她们三个都是去伊尔库茨克旅游的。

下车就晚上8点多了。听那俩女孩说她俩定了青旅，我这个从没住过青旅的人也想去体验一把，于是，就跟着去住青旅了。第二天，我才告诉朋友我们到了，他立马安排司机把我和浩然接走了。

接下来，我就在伊尔库茨克过了40天车接车送，想去哪儿都马上有人陪同的生活。只是，我的朋友生意太忙了。我也不想留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中国人太多了，适合做的生意早都有人做了，我一点竞争优势也没有。差点动了回国的心思，最后又想，出都出来了，还是先看看吧。

中国人少、环境好，根据这两点，我把下一站的目的地锁定在了亚美尼亚。

2019年8月中旬，我和浩然飞到了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出机场时，海关是个小女孩，问得贼认真。机场没有Wi-Fi，我也没法求助。

她找了好几个人来帮忙翻译，问我的问题，我就听懂了两个：为啥来亚美尼亚？我在手机上打个“旅游”；问我定的哪家旅馆？我写着“没定”。我把在国内备好的那一串问题也给她看了，她还是死活不放我出去。这样问了一个多小时后，小女孩的领导来了，他看了眼我手机上的东西，就让我过关了。这是我出国以来，因为语言遇到的最大一次障碍。

出去后，我提前联系的华人朋友已经开车等候多时了。在朋友那住了一宿，就决定接下来去住青旅。

住青旅的第二天，我和浩然在大街上吃饭。突然，一小伙问我：“好吃吗？”一听就是外国人说的东北话，我马上跟他聊上了，他叫提格兰，十年前在长春大学留过学。他身边的两个同伴，也都是长春大学的留学生。我们站在街边聊了十多分钟，分别时留了联系方式。下顿饭，我就约他们一起吃了。

到埃里温刚五天，我就通过他们认识了十四五个亚美尼亚的中国通，甚至还有人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认识他们七八天的时候，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在亚美尼亚的中国人。很快，我就了解到总共也就有300来个中国人在亚美尼亚，大部分都在使馆和孔子学院，做生意的就二三十人。我很快就和他们都打上交道了。至此，我就彻底不为语言发愁了，因为我身边总有会汉语的亚美尼亚人，或者会说当地语言的中国人。

在埃里温才呆半个月，我就已经去当地人家里参加了两场生日聚会，都是留学生的家人过生日，他们邀请我去做客的。就这样，我决定常发农机四轮拖拉机 二手留下来，因为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值得我继续了解。

那时，正是亚美尼亚的旅游旺季，来埃里温旅游的中国人特别多。我看过一个旅行报告，说2018年总共有一万多中国来亚美尼亚。我想，我要是能服务1/10的人就行了。

综合分析，我打算开个旅游公司，接待到亚美尼亚旅游的华人。我先是花500美金的月租租了间办公室，然后花8千美金买了台阿尔法二手商务旅游车，到营业执照拿到手，总共花了七八天。

我和浩然依旧住青旅。不过，这时，为了熟悉这边的旅游业，我们每两天就换一家青旅，看别人怎么装修，怎么经营。

这个浩然啊，有个特别大的优点：无论什么人，只要能交流，他都能迅速和人家打成一片。有一天，浩然领了个小伙回来，这小伙叫阿瑞，被一起来亚美尼亚推销太阳能充电宝的同伴扔下不管了。阿瑞到我这之后，也加入了我的公司。阿瑞会开车，所以那段时间，开车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每天，我们三个的住宿费差不多要150元人民币，一个月4500元。我雇了两个翻译兼做导游，我每个月给他们开300美金的工资。再加上办公室的租金、车的油钱，我们三个吃饭，每个月得开支2000美金。公司刚开起来，还没啥业务，只能想办法节省成本。想来想去，唯一能压缩的成本就是我们的住宿了。

于是，我萌生了自己开个旅馆的想法。这样，我们三个的住宿问题就顺便解决了。2019年10月中旬，我在埃里温市中心租了个小二层的房子。一共能设置23个床铺，除去我们3个的床位，还剩下20张床位，每个月能挣个2000美金。

还没等开业，就陆陆续续有中国人进来住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浩然拉来的。等装修完，人就住满了。

这期间，还有个上海的旅游批发商来考察。刚送走他们，国内就爆发疫情了。后来，全世界都开始闹疫情，浩然在2020年2月底，乘坐包机回国。他的选择，我也能理解，他已经成家有娃了，出来这么久也没赚到啥钱，是该早点回家。我自己为啥要留下呢？因为旅游公司已经做起来了，一个老总还帮我投资了5000美金呢，我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另外，我已经这把年纪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创业机会，不能再轻易丢掉了。

青旅开到2020年4月1日，实在撑不下去，我就把它关了。这个青旅整体算下来亏了将近4万美金（约合25万人民币）。不过，这次我丝毫没有自责和懊悔，因为这不是我的判断失误或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我相信等疫情过去，我会很快就把这个钱赚回来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交往了很多人。还收获了一个外号：民间大使馆。青旅就是我这个“民间大使馆”的开端。我的旅馆和旅行社都是亚美尼亚第一家中国人独资开设的。大家口口相传，在亚美尼亚遇到问题就找我。只要是来亚美尼亚的华人，想住我那，我都会提前打听一下，只要不是什么坑蒙拐骗、别别扭扭不靠谱的人，我都会去接过来。有钱就给钱，不给我也不要。

在异国他乡，大使馆是最可靠的地方，大使馆适合去咨询一些大事，因为它资料最全、信息最畅通也最权威。而我这个“民间大使馆”的存在，正好弥补了大使馆管不过来的那些琐碎空档，比如：钱丢了、背包丢了、迷路了、在酒吧喝醉了、穷游身上没有一分钱了，怎么换钱、怎么找翻译……大家因为这些问题找到我，我都愿意帮忙，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光是因为我热心肠，而是我觉得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个问题，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我就很清楚该怎么处理了。

青旅关闭后，我住进了朋友的湖边别墅，每个月给他200美金房租，一住就住到了9月。这5个月时间，就有国内一个做图像识别的公司，找我给他们拍了上千张亚美尼亚的街景，5元人民币一张，其余啥也没做。钱不够花了，我就一会儿找朋友借点，一会儿找女儿给我汇点。

2020年9月，我又搬去和阿苏住在他租的一室一厅里了。阿苏也是中国人，他家在乌苏里江边，所以，我老叫他乌苏或者阿苏。这时，我还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我叫她阿薇。旅游做不成，我们三个合伙做起了国际贸易。阿苏曾在俄语区待过12年，而阿薇大学学的是商务英语，这几年被深圳一家公司派到亚美尼亚开展国际业务了。

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产白兰地的国家，红酒也特别好。我们就把亚美尼亚的酒发往中国，然后把中国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发往亚美尼亚。我主要负责给人订货，我能把价格帮忙谈到最低，然后赚取10%的佣金。比如，一货柜20万的红酒，我就赚2万。

做着做着，找我订货的人越来越多。亚美尼亚人需要的货物很多，口罩、衣服、口红，气垫床、磁盘、玩偶公仔、过滤罐、挖掘机、挖比特币的矿机……除食品外，亚美尼亚百分之七八十的进口产品，都首选中国，其次土耳其，然后才是欧洲。他们觉得中国货保质保量，还便宜。一开始，我大小业务都接，逐渐的，只能挣500-1000美金的小业务就不接了。

但我们的货柜到2021年年中就停了，因为疫情，从亚美尼亚发货到国内的货一到港，先要进行表面消杀，然后把货物隔离14天，再到海关进行消杀。更重要的原因是：货柜涨价了，以前租个货柜5千美金，现在要2万，交易成本随之翻倍，之前的大客户，都纷纷缩减了订货量。要是没有疫情，稍微努点力，靠国际贸易每年赚个四五十万没问题。

而且，只要你注册了公司，不管你经营什么，都自带进出口和贸易权。就一点，别偷税漏税。有交易的时候，拿着发票去交税就是了。没有业务的时候，直接报停即可。所以，我老说，亚美尼亚就是创业的乐土。但营商，特别是在国外，一举一动都更要注意，千万别做那些影响中国人形象的事。假如你在亚美尼亚随地吐了口痰，有些人就会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这么不文明，因为他（她）这辈子可能就只见过你这么一个中国人。

贸易业务停掉后，阿苏一家去了黎巴嫩。阿薇也很快就搬走了。原本大家一起住的两层楼只剩下我了，我觉得有点住不起。不过，还是老有华人问我有没有房间住，我就干脆让他们跟我合租。我差不多又成了个二房东，每个月能赚点房租。有时候，也帮中国人办护照、国籍，从中赚点钱。还帮国内一些想留学的人，帮国内交换生做些咨询工作。

亚美尼亚人学习中文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学基本都设有中文。2021年9月，我一个朋友让我去他开的中文学校教口语和听力，每周去一次，一次上三小时课。我也很乐意就去了，因为这是我深入了解亚美尼亚的一个窗口。我的学生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四十多，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公务员和高收入职员。朋友每个月给我500元人民币，算是工资。

从2019年出国到现在，我总共就挣了一万多美金，实算算完还亏损两万五千美金。出国前欠下的那100万，一有钱，我就会优先还供应商和朋友，然后才是银行和网商贷。朋友、供应商那儿，我都打了欠条，留了身份证复印件，就想让他们放心，我没想赖账。供应商之前一年会打几次电话，我把情况说清了之后，他们就没再打了。银行信用卡，我每个月会还10块钱，是想告诉他们：我人没失联，也有还款意愿，但目前确实没有还款能力。

未来5年，我都打算待在亚美尼亚，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创业机会了。我现在最大的成本是时间，53岁了，没那么多时间再跑去从头了解别的国家和地方了。今年是我在亚美尼亚的第三年，我的新年愿望依然是期待疫情早点结束，我好推进挤压在手里的项目，早点赚钱早点还债，早点回家看看亲朋好友，陪陪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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