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 见习记者 张一川）一切，从邯郸市肥乡区一次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项目占地开始。

2019年5月16日，项目建设期间，大寺上镇粉房头村村民刘书朝发现自己在路边的农田被多占了2尺，另有将近一米左右宽的田间土被推起，用来填两边的坑。为此，刘书朝和施工方发生矛盾，随后，刘书朝发现田间道路施工不合格，自称举报后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还说于5月17日被“绑架”到车上遭到殴打。

2019年7月5日，新京报记者来到邯郸市肥乡区大寺上镇，走访了“绑架事件”的事发地及相关部门和人员，试图重新还原当日的事件。显然，事件还原后并不复杂，所谓“绑架案”似乎也难说存在，在乡村，每年因为几尺地引发的纠纷也不少，可在调查这起普通乡间冲突时，记者对此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困惑却越来越多。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投资1755万多元的所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其“主要工程内容”就是“新修5m宽田间道路19269m”及“项目标志牌1座”。

刘书朝站在自家被占的地里，就是这里，他的地被额外推平了近1分地。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起因：修路占地引发的矛盾

2018年冬季，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启动了一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肥乡区大寺上镇等三个镇逯家堡村等十八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该项目为国家投资，由原邯郸市国土资源局批准立项，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持，投资1755.6125万元，项目内容为19269米的田间道路建设。

粉房头村村东的田间路边上，刘书朝被占的农田已经重新整理，并种上了玉米，路边大约一米宽的地里，隐约还留着当日的痕迹——和远处正常的农田相比，这里收割小麦留下的麦茬明显稀疏，刘书朝说，那是他从没推过的地方取土重新平整的。

这项田间道路的规划，在2018年冬天，就已经测量完毕，并在沿路的农田里撒了灰线，道路两边的农田，多多少少都被占了一部分。2019年4月，工程开工，那时候小麦正在灌浆，但灰线内的小麦都被推平。

5月16日，刘书朝发现自家村东的地被多占了一部分，打算找工程队要个说法，但就在刘书朝来到村西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时，却发现要浇灌水泥的路面“没有洒水”，路基的灰度也没有达到标准。刘书朝说他以前在工地上干过活，多少懂得一点儿施工常识，所以他认为施工工序和材料都存在问题，遂当场要求监理人员到场，检验合格后才能施工。但他表示，始终没见到监理人员。

5月17日下午，刘书朝再次到达施工现场时，却遭到对方“绑架”，在刘书朝的叙述中，他刚到现场，还没说一句话，就被施工方粗暴地拉进了一辆白色SUV后座，离开村子，向邯郸市驶去，车上除他外有三个人，一个开车，另两个人将他的头按在两排座椅中间，并实施了捶腰、扇耳光等殴打行为，“施暴者”还说“让你监督，让你监督，你还监督不？”

刘书朝说，自己被“绑架”差不多有四五十分钟，回来后，他报警了，但一直到7月份，还没人管。

刘书朝被“绑架”的事发地，说起当日情景，刘书朝情绪激动。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调查：真的被“绑架”了吗？

7月5日至6日，记者走访了粉房头村委会、大寺上镇政府、大寺上镇派出所、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相关单位。

大寺上镇镇长高永林向新京报记者出示的一份书面材料显示，“清障时，因刘书朝地的对面是坑，占地比划线处向刘书朝的地里偏了2尺。刘书朝不满，要求给说法……5月17日上午，施工方经理杨付军、村支部书记李付民、刘占红（中间人）和刘书朝就此事进行商谈，杨付军拿出3000元钱给刘书朝，刘书朝没有当场表态，杨付军就把钱给了粉房头村会计（刘书朝于5月20日将此款领走，并写了收款收据），随后杨付军提出要请刘书朝等人吃饭，刘书朝欣然参加。当天中午，刘书朝等3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其中刘书朝自己喝了大约1斤白酒，喝完酒后，杨付军安排人把刘书朝送回。大约半小时后，刘书朝开电动车到施工现场大吵大闹，并将车横在路上阻拦施工，施工方杨付军报了警，几个工人将刘书朝拽到车上将其拉走。”

施工方经理杨付军提供的照片，杨付军说，这是5月16日下午6点多，刘书朝到施工现场阻拦施工，并推倒了路边的模板。张一川 摄

粉房头村支书李付民证实了上述说法。施工方经理杨付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经过5月17日上午的协商和中午一起吃饭的事情后，他认为刘书朝认可了协商结果。

但到下午两点多，李付民却接到村民电话，称刘书朝被带走了，他到场后要求施工方把刘书朝送回来，也确实看到刘书朝从对方的车上下来，但他没有告诉记者，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对此，施工方经理杨付军的解释是，吃完饭，把刘书朝送回家之后不久，刘书朝再次来到工地，把车横在路中间，还打了一位施工的老工人一巴掌，他因此报了警，同时他派人把刘书朝拉上了车，但他认为不是“绑架”，“是劝开，他喝醉了，而且动手了，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干什么，所以先把他拉开”。

大寺上镇派出所提供的出警记录显示，5月17日下午，派出所收到了两次报警信息，第一次是14时32分，报警人是杨付军（接警记录中的名字误写为“杨府君”），报警理由是有人闹事、打架。在大寺上镇派出所，记者看到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视频中，刘书朝喊着“拉上我就走”“让我死就死”等话语，但没有听到“绑架”的事情。大寺上镇派出所所长逯剑介绍，当时是杨付军报警，称刘书朝阻碍施工，并动手打了正在施工的一位老年工人。整个出警过程中，刘书朝都没有提到自己被绑架或被殴打的情况。

刘书朝说自己曾报警，但无人理会。对此，派出所确实有另外一份接警记录，记录显示，报警时间是19时41分，报警人是刘书朝，报警理由是“有人绑架他”。

派出所向记者播放了另外一份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的执法视频，逯剑介绍视频内容时称：“一般接警后都要先电话核实，然后出警，在电话核实中，民警询问他‘你在哪里’‘是在家吗’‘需不要出警’等问题时，刘书朝却表示自己在家，不需要出警，因刘书朝醉酒，说话不清楚，民警还反复询问多遍。”

矛盾：监督施工，还是索赔？

刘书朝坚持认为自己被“绑架”了，但他事后没有验伤，甚至没有记住现场都有谁。

刘书朝在家排行老五，村里人都叫他老五，新京报记者在粉房头村走访时，说起他的名字，很多村民都不清楚，但说起老五，所有人都笑。

粉房头村村口。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在刘书朝家不远处，一位大妈说，老五平时就爱告状，谁家有事儿，他都帮着去告状，“弄俩钱花”，她告诉记者，听说过老五因为修路的事情被打了，但没有看见。

村卫生所的卫生员刘雷杰，是刘书朝的侄子辈，他也听说了刘书朝被打的事情，但同样没看到。

镇长高永林告诉新京报记者，刘书朝是当地“名人”，曾经因为敲诈判过刑。刘书朝则表示，自己确实坐过两年牢，但他是被冤枉的，为此他还获得了16000元的赔偿。

至于“绑架”的问题，逯剑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他被绑架了，当天晚上报案后，民警核实时，刘书朝明确表示自己在家，不用出警。民警让他到派出所说明情况，如确实有被绑架的可能，则立案调查，但他始终没来”。

疑问一：工程质量是否合格？

事情不复杂，在乡村，每年因为占地引发的纠纷太多了，可在调查这起普通乡间冲突时，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问题却浮出了水面。

冲突本来就缘起于高标准农田田间道路的建设，刘书朝认为工程质量不合格，而他“被绑架”正是源于监督工程质量。

在走访中，关于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记者发现了很多疑问。疑问之一，还真就是质量问题。

记者采访了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局向记者提供了一份项目公告和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显示，针对工程质量，“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对工程施工现场进行巡查，涉及村需派5名村民组成村民监督小组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要求项目监理对道路修筑每个环节都要进行分阶段验收，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道施工工序，重要施工环节监理单位需进行旁站”。该说明还显示，粉房头村标段的工程，经验收“符合设计要求，道路长度、厚度及工程质量合格，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

在肥乡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记者看到了各村村民监督小组的名单。

粉房头村村委会副主任李振海，他说，没有5人村民监督小组，只有他一个人。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粉房头村村委会副主任李振海是监督小组名单里的成员，但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村里没有什么监督小组，就他一个人，而他自己也并非一直都跟在施工队旁边，“村里的事情就是这样，大热天的谁没事整天去监督呢？”

刘书朝则表示，所谓的“旁站”并不存在，甚至他亲眼看到，铺水泥路面的时候，地上是干的，“应该先洒水，再铺路面，这样水泥才能和地基紧密结合，干的不粘”，事实上，刘书朝提出要洒水后，村支书李付民也同样提出过这个问题，施工方随后调来水车洒水。

对此，施工队经理杨付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并非没有洒水，而是天气太热，洒水之后，很快就干了，所以要干一段，洒一段。“当时他们提出要洒水，我马上就叫来洒水车，要是之前没有洒水，洒水车哪儿能那么快就来？”

疑问二：修路占地是否征得同意？

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该项目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没有补偿，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记者出示的说明文件明确显示，“该工程无任何补偿费用，工程施工前需乡镇、村协调农民占地等地方事务问题。”

“没有补偿”的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李付民、镇长高永林的确认。

上述三方皆表示，高标准农田项目修建田间路是为了方便村民耕种；此外，田间路是村中早已存在的道路，但在长期的耕作过程中，农田不断向路中挤占，此次项目施工只是恢复了原有路面宽度，并没有新占基本农田。基于上述两点原因，高标准农田项目的田间路建设，占地不提供补偿，但施工前需要乡镇和村庄协调占地事务。

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项目是一项惠民项目，很多地方都抢着要，占地的事情，也和村民商量过，所有被占地的村民同意，项目才会落实。粉房头村支书李付民也表示，这个项目不是每个村都有，是村里争取到的。而在此之前，村里先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介绍项目，也介绍了占地没有补偿的情况，表决同意后，在村里广播和村民微信群里连续通知了两天，当时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

粉房头村的村东、村西各有一条新建的田间道路，共占用140多户农民的农田，其中有14户两条田间路都占地了，“只有刘书朝一个人闹”，李付民说。

在采访中，不少村民都表示，修田间道路是好事，但既然占用了耕地，还是希望有点儿补偿。更重要的是，修路的时间，正好是小麦灌浆的时候，结果“清障”时，所占部分的小麦全都被推平了，也没有青苗补偿费。

刘雷杰就是村中“两头都占”的一户，两条田间路工程一共占用了他两分多地，“村里就属我占得最多，什么补偿都没有”，他告诉记者，村里只有刘书朝拿到了补偿。

大寺上镇镇长高永林提供的刘书朝手写收据，上面写着：“收到土方款3000元”。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不过，施工方经理杨付军表示，给刘书朝的3000元，不是占地的补偿，而是希望通过补偿尽早解决纠纷，不要耽误工程进度。刘书朝写的收款收据上，写的也是“土方款”，而不是占地补偿。

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资料显示，此项目涉及18个村14条田间路，大寺上镇就有12个村涉及。

大寺上镇镇长高永林表示，有意见的村民只有极少数。

实际上，在大寺上镇派出所，记者了解到，5月17日，就在民警到粉房头村口处理杨付军报案一事时，旁边邻村的一位村民和施工队员，因施工纠纷现场打了起来。

而在粉房头村隔壁的郑堡村，60岁的村民肖德（音）民告诉记者，他家被占了两分多地，也没有补偿，甚至到底占了多少，都没有公布，“希望有点儿补偿，但估计不现实，甚至没有公布我们每家占地的面积，去问村里，说是量过了，但量完的数字是多少，不知道去哪儿查，只能自己量一下才心里有数”。

疑问三：高标农田项目，为何就是一条路？

7月5日至6日，新京报记者两次赴大寺上镇，走访了粉房头村及附近的郑堡、肖庄等村庄。

在粉房头村，新修的两条田间道路已经完工，修路影响的农田，也已经被村民整理、重新栽种。在郑堡村，新修的田间路上，养路的塑料薄膜还没有清理干净。

郑堡村新修的田间道路，路面上还残存着塑料薄膜，已经有村民把玉米栽到了路边上。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据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称，引发纠纷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只有田间道路一项，并无其他工程。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肥乡区大寺上镇等三个镇逯家堡村等十八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公告》也显示，此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主要工程内容”为“新修5m宽田间道路19269m”及“项目标志牌1座”。

但记者查阅2013年国务院批准通过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时发现，高标准农田有综合标准、主要措施标准等多项标准。其中，综合标准为“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通畅、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

主要措施标准则分为灌溉工程、排水工程、农田工程、土壤改良、良种繁育与推广、农业机械化、田间道路建设、林业措施、科技措施等。如灌溉工程，要求“灌溉系统完善，灌溉用水有保证，灌溉水质符合标准，灌溉制度合理，灌水方法先进”，灌溉保证率最低“不低于70%”。再如科技措施，要求“在项目建设期间，推广2项以上先进适用技术，重点是良种、良法等先进适用生产技术”等。

为何肥乡高标准农田项目只有田间道路建设一项？其他标准是否原本就达标？该项目实施之前，是否有效果评估？为何选在小麦灌浆时开工？

新京报记者两次前往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试图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更详细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称，宣传部工作人员未在场陪同的情况下，不能接受采访。和宣传部工作人员电话沟通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提供了两份书面材料，但未回答记者的提问。新京报记者通过肥乡区区委宣传部转交了书面采访的问题，但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当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还有小部分果树、棉花等经济作物，灌溉主要依靠的是机井，记者采访的几个村子中，机井都是村民多年前自己打的，或单独一家打井，或土地相邻的几家村民联合打井。

村民自己打的机井。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井深都在150米以上，当时的造价大概在两万五六。”一位村民说。

疑问四：一条路能改变什么？

只有一条田间道路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究竟能否提升土地效益？立项之初，有无相关评估？

肥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并未回复记者的问题。但在走访中，不少当地村民并不看好，粉房头村村民、也是该村卫生员刘雷杰说，当地的农田本就是机械化耕作，播种、收获都是大型农机，田间道路原本是土路，但机器也能走，改成水泥路意义不大，“水泥路无非就是下雨、潮湿的时候机器好走一点儿，但实际上，地里湿的时候，路好走也没用，机器照样下不了地，地里干了，土路也干了，机器也能走了，过去很多年都是土路，也没影响农机通行”。

在郑堡村，新修的田间道路旁，肖德（音）民正在自家的桃园里摘桃，地上堆了一大堆摘好的桃子，五六个村民在这里买桃，其中有好几个人说在田间道路修建时都被占地了。此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郑堡村也有两条田间道路，肖德（音）民被占的地，在另一条路边，种的是玉米，“幸亏桃园没占，不然的话，估计得砍树”。

肖德（音）民也不看好田间道路的效果，“修路当然是好事，要想富，先修路嘛，但修好了，对种粮食有多大作用，真不好说，也就是串门方便点儿”。

据了解，大寺上镇大部分地方，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因地处平原，多年来早已实现机械化种植。粉房头村支书李付民告诉记者，“种粮食不赚钱，目前村里种地的都是老人，年轻人中没有纯粹种地的，都出去了”。

观点：乡村振兴应警惕重项目、轻组织的现象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对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意义重大，但如何才能有质有量地完成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温铁军表示，“当前乡村振兴中，确实存在一些重项目不重制度，尤其不重基层组织制度建设的现象”。

高标准农田是土地综合利用开发的有效方式，但如何才能真正建成高效的农田？温铁军认为，“关键在于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如果村集体能够有效调动农村各方面的资源，把村民组织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山、水、田、林、湖、草的综合开发。反之，如果每家每户只看自家眼前的那一点儿，一块地由好几家甚至十几家的地组成，各自为政，就很难实现综合开发，这也是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所在”。

当前，很多农村的地都是分散的小块，而高效的现代农业则对土地规模、经营者组织化程度等有较高的要求，温铁军说，“国家层面一直在强调基层组织的建设，但因为缺乏经验，当前的教育也缺少农民组织化方面的内容，导致一些地方官员在乡村振兴中，出现不重视组织化建设，而过度安徽高标二手农机有限公司重视项目的现象，因 安徽高标二手农机有限公司为项目就意味着有钱，而有钱则有利益。结果，有些地方一个项目挂着很多名头，其实只是为了应付检查。真正那些乡村振兴落实好的地方，大多也是乡村组织化建设比较好的地方，基层组织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自然就更容易实现集体化、规模化的经营。”。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见习记者 张一川

编辑安徽高标二手农机有限公司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