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当汉奸，14年抗战，只有一座城市做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被德军围困、封锁长达900天的列宁格勒，是苏联军民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在远隔万里的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上，同样有一场持续时间长达883天的围困战。最终失败的仍是法西斯，但正邪双方攻守易位。在被围困期间“吃苦受罪”、一筹莫展、苦不堪言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而把小鬼子逼到如此惨境的，也不是啥武装到牙齿的精锐部队，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8万多个老百姓。这就是堪称“人民战争典范”的沁源围困战。

1942年，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为了把华北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抽调机动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又推行了两期“治安强化运动”。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冈村宁次研究了我敌后抗日武装特点，并总结了自己前任的教训后推出的一个“总体战”解决方案。其特点是：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企图瓦解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意志；经济上进行封锁，掠夺战略物资，摧毁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军事上进行连续不断的“治安战”，通过全面“扫荡”，以寻歼、摧毁抗日武装及领导机关。

这一年的10月20日，侵华日军第1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指挥第36、第69师团的6个大队，以及部分伪军，共计万余人的兵力，兵分7路，突然对我太岳根据地展开了新一轮“扫荡”，目标直指中共太岳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沁源县城。

八路军反应很快。太岳军区主力第38团、25团当天就穿过日伪军之间的空隙，趁合围圈尚未合拢之际跳到了外线。沁源县委也极富效率，他们在日落前井然有序地将县城里的各类机关及全城百姓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不过，由于时间仓促，粮食之类的笨重物资不可能悉数都带出来。为避免资敌，撤退前，沁源县委组织群众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将粮食分散隐藏了起来。10月20日晚，日伪军涌进了空无一人的沁源县城。

沁源一直是日军的“眼中钉”。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日伪军“扫荡”过7次。依据过去的经验，根据地军民刚开始都觉得，这一回也会和前几次“跑反”一样，用不了几天，等敌人撤了，自己就又能回去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回日伪军进入沁源县城后，并没有像从前那样放火烧屋（县城95%的房屋已在先前的几次“扫荡”中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再烧的话，日伪军就没房可住了），而是在城关各险要处修起了碉堡，并在城关外竖起了“山岳剿共试验区”的牌子。他们还在县城东南的阎寨、城西的中峪店、城东北的交口等15个重要村镇大兴土木，扎下据点，并四处抓民夫修建安泽至沁源（简称安沁大道）、沁县至沁源（简称二沁大道）、临汾至屯留的公路。侵略者企图以交通道路为“链”，以据点为“锁”，采用“囚笼战术”，彻底摧毁抗日根安泽万里农机二手三轮车据地。

这是要赖着不走的节奏呀！地处太岳山腹地的沁源县城位于山西中南部，长治市的西北部。是长治地区最西部的偏远山区县。县境属黄土高原区，四周环山，西北高而东南低，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95.7%，物产并不丰饶，也不出产重要的战略资源。抗战时期全县总人口才8万出头，可谓是个穷乡僻壤。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总体形势下，为啥偏偏舍得在这种地方投入资源呢？

原来，沁源南临中条山，北接晋中平原，东与太行山毗邻，西可鸟瞰同蒲铁路，是连接太行与晋绥根据地的桥梁，也是延安通向冀鲁豫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若当真在这里“扎根”，先占点，再联线，后扩面，太岳根据地将被“蚕食”不说，各敌后根据地将被进一步分割，难以相互呼应。本就极端困难的敌后抗战局面将雪上加霜。

陈赓等太岳军区领导人当即决定，趁日军修路扎据点的机会，让已跳到外线的部分军区主力返回内线，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对尚在修建中的据点、公路发动攻击。留置在外线的主力则袭扰“扫荡”敌后方。希望能藉此逼退日伪军。

这是过去屡试不爽的法子。不过，在接下来的20天里，尽管太岳军区“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向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袭击，给日伪军造成了一定损失，但自己的损失更大，而且最重要的是，逼走敌人这个目的没能达到。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经过40年百团大战的消耗，以及41、42年日军持续高强度“扫荡”，八路军战斗骨干和武器弹药损耗极大。战斗意志虽依旧高昂，但实际战斗力却较巅峰时期的1939年有明显下降。第一方面，当面的日伪军此时兵力集中。没有攻坚武器、弹药又极其匮乏的八路军，要想打痛依托据点防守的侵略者，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怎么办？对终极目标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在具体斗争策略上却是非常灵活的。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指示，由薄一波、陈赓、牛佩琮、安子文、王新亭等人组成的太岳区党委领导班子研究评估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后，决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将交通线附近的老百姓全部动员转移出来，实行彻底的空室清野，给敌人留下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并对敌人的主要补给线实行彻底破坏，断绝敌人的交通运输，围困入侵之敌，迫使日寇退出根据地。这一重大决策，得到中共太行分局的肯定与支持。

1942年11月11日，太岳军区党委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沁源县委立即深入群众展开动员，将临屯公路、二沁大道两侧5公里范围内32个村镇、2300余户人家，共约16000余名群众悉数转移到深山里，将主要交通线附近1600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无人区“。在转移前，群众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彻底的坚壁清野，带不走的东西或毁掉，或藏起来，连各村的水井也都悉数填平或倒入粪便，井上的辘轳和碾盘上的转轴都被拆除，真正做到了“不给鬼子留下一粒粮、一根草、一滴水”。不过严格说起来，留给鬼子的“礼物”还是有的，而且数量还不少——不少地方在村里镇外、房前屋后，埋下了各种土地雷。

在组织动员沿线群众转移的同时，太岳军区党委决定，以38团为主，从25团、59团各抽调1个营，以及洪赵支队一部，会同沁源县大队、区小队、各村民兵，组成13个游击集团，在日军据点周围，广泛开展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伏击战和破击战，昼夜袭扰。

抗战史上持续时间空前的沁源围困战，是从《关于反扫荡的决定》发布的第2天，11月12日开始算起的。由于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从11日起便停止了对沁源境内各日伪据点的强攻，因此让花谷正少将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觉得经过20余天“扫荡”，沁源境内的抗日武装已被消灭殆尽。至于下属报来的“交通沿线百姓开始大规模逃反”的情报，花谷正觉得这是中国民众“慑于皇军军威”、已被“摧垮抵抗意志”的表现。因此他将沁源防务交给第59师团大队长伊藤中佐，让他率1个大队的日军和部分伪军留驻，将这里建成“模范区”。其余日伪军从11月18日开始回撤。

就在鬼子们“胜利凯旋”的同一天，太岳军区沁源围困指挥部正式成立。第38团团长蔡爱卿出任第一任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兼任政委。他俩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全县划分成11个战区，13个游击集团各司其责，分片保护群众、开展游击战、麻雀战，打击搜山之敌、并切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

无论是“志得意满”的花谷正，还是“踌躇满志”的伊藤，都万万没想到，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伊藤中佐发现自己辖区内的中国百姓几乎在一夜之间跑了个精光，带队出门连个向导都找不到，就更别谈抓本地民夫了。没有中国百姓，还怎么建“模范区”呀？懊恼的伊藤一方面命令从外县调集汉奸，到沁源县城及周边据点搭起“维持会”的架子，一面命伪军和特务们进山，冲各山头喊话：、“皇军不伤百姓，有家的快回家！冬天就要到了，皇军不愿眼看着你们冻死在山沟里！”日伪军搜山发现隐藏的群众后，还一反常态，不打不骂。有的还把老人扶上马，自己在前面牵马，对病人还给药打针。这种所谓的“怀柔政策”，是冈村宁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客观的说，“怀柔政策”着实毒辣，一时间很容易迷惑部分觉悟不高的群众。尤其是这次撤离仓促，百姓们带出来的衣物、被褥、粮食并不多。加之沁源县境内95%的房屋都在那几年的日军反复“扫荡”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因此从交通沿线转移出来的16000余名群众，刚开始只能被安置到别的村里挤一挤。几间不大的房里住进百余人是常态。甚至有不少人不得不在气温只有零下十几度的夜间，露宿在山头。时间一长，群众面临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有些难以御寒过冬的群众，一度产生了回去过冬的念头。

及时察觉到部分群众思想波动的太岳军区党委和沁源县委，在积极向群众讲时事，宣传长期围困敌人的斗争方针的同时，还于12月初在山圪梁上展开了一场空前的“万人大讨论”，主题只有一个：是回自家热炕头上给敌人“维持”，还是在饥饿与寒冷中围困敌人？

经过热烈讨论，群众最后达成共识：“不回去！在这里啃石头，喝泉水，也不回去'‘‘维持’敌人！”因为他们太清楚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了。

1938年春，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敌军第一次“扫荡”沁源，占驻城关7昼夜，将城关附近村镇财物洗劫一空，杀死群众112人，俘走47人；1939年6月，敌人第2次围攻沁源，杀死群众1547人，俘去545人；1940年10月，日伪军“扫荡”沁源15天，烧毁全县99%的房屋，残杀男女老幼4981人；1941年8月，就是这个伊藤大队对沁源进行第5次“扫荡”，在炭窑内用瓦斯熏死逃难群众186人……

当“顺民”就能活下去吗？1939年时，某村曾有富户受日军欺骗，“发动”受蒙蔽的群众焚香跪迎日军，却被当场杀得全村鸡犬不留。朱鹤沟村一家大地主，曾在鬼子“扫荡”前拒绝跑反，认为“谁来了都照样纳粮”。结果他的顺从，换来的却是大儿媳妇被日军强奸，家里好几口人被杀的结果。再温情脉脉的谎言，也敌不过血淋淋的事实。经过大讨论，就连群众中的富裕户、二流子、鸦片烟鬼，这些传统观念里的“落后群众”，也都统一了认识。

思想工作做通了固然好，但还要切实解决群众生存难题，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围困才能继续下去。沁源县委发动群众打窑洞，部队指战员也来帮忙。终于赶在年底前，在全县范围内打了5000多孔窑洞，让撤离群众搬进了新家。群众在房前屋后竖起了“正气村”、“坚定沟”的牌子。这些新地名，被太岳军区一一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县委书记刘开基在检查安置工作时，在山沟里遇到几个鼻头冻得发紫的孩子，便问他们“想不想回家”。一个孩子坚定地回答：“这里就是家！”

鉴于围困开始20余天后，群众带出来的粮食差不多吃尽了，太岳军区党委发出号召，邻县人民在自己也遭受日军“扫荡”和天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均出口粮，接济处境更困难的沁源群众。太岳军区机关、部队也节衣缩食，与群众共渡时艰。

在妥善安置群众的同时，对日伪军的袭扰、打击一天也没停过。

眼看辖区内的老百姓跑了个精光，“维持会”根本建不起来，伊藤中佐令部下加紧进山搜捕群众。各游击集团针锋相对，几人编成1组，对进山之敌大打“麻雀战”。他们在敌人进山的路口堆集多剌植物，待敌人清除道路时，用排子枪、手榴弹一齐向日军射击。等敌人展开兵力火力，抗日军民则迅速撤退，决不与敌硬碰硬。如此一来，让日伪军火力优势无从发挥，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袭扰疲于应付。25团在史家沟用这种办法毙敌40多名，而自己无一伤忙。有一次，柏子据点日军打算清剿灵空山，一个被敌人抓去作苦力的群众获悉后，星夜把情报送给附近的部队和民兵。第二天拂晓，38团5连1个班和下兴居一带30多个民兵，潜伏在敌必经之路一侧的灌木丛中，待敌迫近时突然开火，当场毙敌12人，迫使余敌仓皇逃回柏子据点。经过多次打击，小股敌军不再敢肆无忌惮地搜山了。

趁着日伪军四处搜山，兵力分散的当口，38团1、2营各1个连，会同县大队和民兵共1200余人，在2营长王长有指挥下，于12月上旬夜袭沁源城东关。将敌设在魁星楼、文昌楼的粮袜仓库付之一炬，与反扑之敌在南松门楼一带形成对峙，还解救了城中被抓捕看押的千余民群众。第二天拂晓，军民全部安全撤出。事后查明，此次夜袭共烧毁粮库4座、草料场3座，极大鼓舞了沁源军民必胜的信心。

给养被毁，本地又抢不到粮，无奈的伊藤只得向设在临汾的师团部求援。

日军初占沁源时，临屯公路、安沁大道是敌主要补给线，同时还起着将太岳军区南北分割的作用。为困死敌人，沁源军民全力开展破路战。百姓们在公路、大道的陡坡、拐角处泼水为冰，并辅以埋雷。让敌运输队不是翻车就是踏雷。侥幸漏网之鱼，还得时刻提防“土八路”打埋伏。

12月中旬，38团6连、县大队和城乌镇民兵在周西岭埋伏了一晚上，于次日拂晓成功伏击了由1个中队日伪军和百余匹驮骡组成的运输队。经半小时激战，歼日军小队长以下6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枝，骡马48匹及运输队运送的全部粮食、被服。

几天后，38团1连长崔加林带领民兵，埋伏在官军村附近的山上，用石头垒起一道胸墙，并在悬崖下面的路面埋上地雷。当敌运输队经过时，民兵突然推倒石墙，巨石从陡壁飞滚而下，砸得鬼子抱头鼠窜。敌人慌乱中踏响地雷的同时，潜伏在对面山头上的1连战士，用机枪、步枪敌群集火射击，毙伤敌人50余人。

民兵杀敌英雄药炎明带领民兵埋伏在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居高临下打得日军运输队丢下8匹骡马和一部分物资狼狈逃窜。药炎明在率众追击过程中，用扁担打死1名敌军官。某村民兵在姑姑栈设伏，打死鬼子11人。

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迫使日军放弃安沁大道补给线，及这条补给线上的中峪店据点。

不但补给线被沁源军民捣得千疮百孔，就连据点也变得不再安全。在王陶据点，鬼子在南山高地动工修筑炮楼，38团3连趁敌立足未稳突袭敌人.经一小时激战，毙敌小队长以下20余人，烧毁敌炮楼1座。县大队夜袭王和据点，击毙日军2人，俘虏1人，并用政治攻势迫使30余名伪军反正投诚。38团捷报频传，25团也不甘落后。12月的一天，25团2营一部会同民兵，乘夜色潜入闫寨西头高地，第二天乘日军出操之际，发起火力奇袭，毙伤几十名敌人。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夜夜袭击敌营，污染水源、张贴标语漫画、砸用具、埋地雷、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轮翻袭扰，最终迫使日军拆除了闫寨据点。

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海大海，苦不堪言的伊藤中佐在写给驻临汾第59师团部的报告中衷叹：“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伊藤大队在沁源处境日益艰难，“尽失皇军颜面”。花谷正觉得第59师团于1942年2月2日由独立混成第10旅团扩编而来，缺乏剿共经验。1943年1月中旬，他命令第36师团222联队斋藤大队和鹿野大队接替伊藤大队的防务。花谷正认为，第36师团自1939年2月7日编成后，便一直在山西作战，除了“清剿”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该部还参加了中条山战役，战斗经验颇丰。这回又增加了兵力，定能把“山岳剿共试验区”建成一个“样板”。

伊藤接到移驻命令，如蒙大赦，赶紧带领部下逃离了沁源这个“鬼地方”。接防的斋藤中佐、鹿野中佐上任伊始还颇为踌躇满志，向花谷正“保证在1个月内将维持会建立起来”。他们下令各据点守军以后不必再检查“良民证”了。只要中国民众看上去“不具威胁性”，就欢迎他们回村入城。他们觉得快到年关了，中国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观念极重，可藉此放松检查的“优惠政策”，将躲入深山的逃离百姓吸引回来。

斋藤和鹿野万万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虽说日伪军辖区内终于见到了中国百姓的身影，但噩梦却也如影随行。

事情的起因，是过完年后，撤离群众的救济粮基本吃完了，人们靠四处挖野菜、啃树皮充饥。这个当口，沁源城关有位老乡摸黑混进城去，把自家磨盘下埋藏的粮食取了回来。这件事启发了沁源军民：敌人能抢我们的粮，我们难道不能去“抢回”自己的粮食？于是，一个个“抢粮小组”纷纷成立。随着“战果”扩大，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了“抢粮”的行列。每到天黑，老百姓就像赶夜市一样，走出山沟，摸进敌人的据点。沁源城内北街一位妇女，几次摸黑回到自己的家，不仅拿回了自家的粮食，还摸进敌人的粮站，把敌人装好的5斗小麦也背了回来。据统计，沁源群众通过这种方法，先后抢回了7000余石粮食，终于渡过了春荒。

到后来，“抢粮运动”又进一发展成了“抢劫运动”。日伪军晾晒在外的鞋袜衣物，运粮用的牲口、大车、绳子等，但凡能用得上的物件，群众们都瞅冷子“顺”走。更有甚者，一位双腿残疾的退伍军人摸到据点里，抢了敌人一匹马；一位民兵英雄甚至摸进据点，扛了敌人1箱子弹出来。交口的据点里有6副水桶，一夜之间被安泽万里农机二手三轮车抢光了。某据点鬼子洗澡用的水缸太大太重搬不动，群众便摸黑砸碎了16个。几个正在洗澡的鬼子也被民兵用手榴弹炸死。

日军所到之处，只见过抢劫当地百姓的，哪里听说过被中国百姓“打劫”的？气得七窍生烟的斋藤和鹿野命令日伪军四处抓捕“可疑分子”。可被抓的沁源群众哭的、闹的、绝食的，啥样的都有，可就是没人答应留在敌占区干“维持会”，一有机会就逃跑溜走。

面对这帮中国“刁民”，斋藤和鹿野经过反复琢磨，还是决定“暂时隐忍”，以显示“皇军的宽厚”。到了春播时节，深知土地就是农民命根子的日伪军，带着种子和宣传品，又从据点跑到山区，挨个山头喊话，拼命“动员”群众：“庄稼人不种地吃什么呢？皇军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种子，只要肯回据点，就发给你们。”

为粉碎敌人的诡计，太岳根据地政府向转移出来的群众发放贷款，组织大家开荒。平均每个劳力获得了2亩以上土地。春耕开始后，太岳军区党委提出了“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号召。白天，部队和群众扛枪下地，在离敌人据点较远的地方耕种；晚上，摸到敌人据点附近抢耕抢种。据点里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就和敌人对射，掩护老百姓耕种。

为满足群众生活所需，沁源县委还决定开展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拟定15个避难群众相对集中的地方，组织山头集市。举办集市的地点选择在有森林的山头，便于放哨民兵监视敌人，一有敌情可以很快分散转移。集市贸易的时间选下午日头偏西至日落之前，由各个居民点上的干部负责组织。为了搞好山头集市，县委派人秘密到平遥、霍县、安泽等地买回盐、布匹、药品、肥皂、农具和粮食，原价或降价卖给群众，用这种特殊的贸易缓解山里群众的生活困难。

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沁源军民还首创了“轮战队”这一组织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民兵分成两组，一组生产，一组战斗，轮流交替。作战时，民兵们吃公粮，组织上每月还给每人家里补助2斗小米。这样既提高了战斗组织效率，又解除了民兵们的后顾之忧。

眼见“怀柔政策”接二连三破产，斋藤和鹿野顾不得冈村宁次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训令了。日军撕下伪善的面具，决心对“土八路”来硬的，出动大队人马，对山沟进行“扫荡”。

来硬的，抗日军民也不怕。他们贯彻陈赓司令员“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的指示精神，与敌大打地雷战。

开展群众性地雷战，光靠上级拨给的边区兵工厂制造的铁地雷是远远不够的。围困指挥部根据沁源山多石多的特点，发动群众打造石雷。一时间，各种石雷学习班在各村如雨后春笋般开办了起来。起初，有群众不相信石头能当地雷用。后来，民兵在二沁大道上埋设石雷，一次就毙伤3个敌人的消息传来，群众造石雷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

在二沁大道上，沁源军民共埋设地雷5000余颗。平均每2天就要补布1次雷。而且地雷往往踏上3层之多。第1层为踏发，第2、3层的拉发雷将引线连在上一层雷的雷屁股上，让探雷的日军工兵防不胜防。为配合地雷战，沁源人还发明了'铺草战'。将所有路面铺满干草，虚虚实实，让日军的探雷器无法使用，行进时胆战心惊。

很快，二道大道被炸得遍地深沟，再也不能通行汽车了。敌人只能改用骡马运输给养，而且一步一试，发现可疑之处，就马上把牲口赶到沁河里涉水通行。民兵们发现敌人这一做法后，一夜之间把所有能涉水的地方全部垒起了障碍物。敌人又施一计，驱使抓来的民夫赶着成群的牛羊在前面蹚路，或者派出手持长杆的敌兵，一路戳戳点点，遇到可疑的地方就用白粉画圈做上记号。沁源军民针锋相对又出奇招，他们发明了挂在树上一触即发的“半空雷”、“子母雷”，以及瓶瓶罐罐制成的“看家雷”……有时看似摆在井边的一副普通水桶，可日军一动就炸得天崩地裂；有时看起来是树荫下的一块石头，可鬼子坐上去就会被炸飞。有个村的民兵把庙里的神像抬出来摆在路口，下面压着面膏药旗，迎面还贴张白纸，上面写着“小鬼子，你敢动我？”敌人用长杆远远地把神像捅倒，看看没有动静，便上前收膏药旗，结果地雷响了……

群众性的地雷战，炸得日伪军防不胜防。驻沁源伪军中流转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圣佛岭（沁源和沁县的分界岭），进了鬼门关。低头雁声响，抬头轰一声。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而日军中的“文学爱好者”亦写下这样的厌战俳句：“日住红部（沁源司令部）夜，身在圪针巢，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烟。”

斋藤和鹿野联队虽说在沁源混得比伊藤联队还惨。但花谷正为了树立沁源这个“剿共样板”，还是给华北方面军的报告里大吹特吹。正愁缺乏“亮点”的冈村宁次赶紧把报告又层层递了上去，结果召来了日伪记者“采风团”。

有苦说不出的斋藤和鹿野无奈之下，只得和师团司令部疏通，临时从外县“进口”汉奸撑门面。即便如此，1943年4月15日，日伪记者“采风团”来到沁源县城里，在兵营之外也只见到了1个“慰安所”、1家“随军合作社”和1家蒸馍铺。采访团成员，伪山西《新民晚报》记者董长庚在他的通讯《如疾风扫落叶》中这样描述日军当时的处境：“交口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38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的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不过，日伪记者们不知道的是，就连城里那家蒸馍铺，也是由外地汉奸临时开设“应景”的。“采风团”前脚走，斋藤和鹿野就下令将城里仅剩的10余匹战马悉数宰杀，给士兵们充饥。伪军们更惨，分不到马肉，只能啃马骨头。

到1943年8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日渐吃紧。第36师团奉大本营训令，开始收缩集结，改编为海洋师团驰援太平洋战场。沁源防务转交给了第62师团的1个大队。该师团编成才3个月。接防沁源的这个大队刚从胶济线调来，尚不知沁源军民的厉害，还想趁着夏粮成熟之机出城抢粮，解决给养问题。结果沁源县委把全县民兵集中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来了个“反抢收”，用被地雷阵和麻雀战把敌人给堵了回来。

随着天气日渐酷热，沁源军民各种袭扰敌人的良策妙计不断涌现。民兵们把死狗、死猫、死耗子趁夜扔到碉堡下。白天太阳一晒，据点里便臭气弥漫，熏得鬼子无处躲藏。民兵们还想方设法断敌水源。他们趁夜摸到据点附近，往水井里扔动物尸体，倒粪便、垃圾，拆毁井上的辘轳和碾盘上的转轴。在敌据点周围5里内遍布马坑、草人、标语，荆棘铺满了日军所有通道。沁源县城四周山头上插满了红旗，八路军和民兵经常不分昼夜在山头上摇旗呐喊，让鬼子睡不上安稳觉。

死板的日军严格按《步兵操典》规定，出早操时不带武器，操毕必默诵“天皇圣训”。摸清日军这个规律，38团5连有一次提前埋伏在城关敌据点附近的西学坡和寨坡两个高地上，用机枪、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居高临下给正在默诵“天皇圣训”的日寇以突然袭击，一次毙伤敌40多人。

随着鬼子士气日渐低落，抗日军民们更加“得寸进尺”。他们白天潜伏在据点附近的丛林中监视敌人，以麻雀战消耗敌人、以地雷战封锁敌人、以伏击战歼灭敌人，打击敌之“清剿”活动；夜晚逼近敌据点，摸敌哨、埋地雷、贴标语，不断袭扰敌人。日伪军变成“瞎子”“聋子”，完全陷入被动之中。各游击集团大显身手，捷报频传，甚至逼得日伪军夜里不敢抽烟、点火。

1944年春，沁源党政军民实行总动员，对敌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在交通线上、敌人据点周围布雷1.5万余颗，封锁敌人，使其寸步难行，处境极度困难。日军回天乏力，先后3次收缩阵地，被迫龟缩在约0.1平方公里的山头上。

1945年春，毛主席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1945年3月，沁源围困指挥部发出向被围困日军总攻的命令。沁源军民对疲惫不堪的日军发起了最后的围攻。3月14日总攻开始，全县男女老少2万余人一起上阵，在城关、交口日军据点周围和二沁大道上布下4000多颗石雷，形成了多层地雷阵，完全断绝了日军的外援。民兵轮战队和群众近万人，轮流到敌据点附近，白天在山头烧狼烟、吹号角、敲锣鼓、放鞭炮，以疲惫日军。夜晚则打冷枪袭击日军。日军四面楚歌，曾几次仓皇出逃，但在沿途频遭我军民伏击，死伤无数，又被迫退回据点。万般无奈之下，日军只得于4月11日，从沁县出动千余兵力，接应沁源、日军沿二沁大道东逃。八路军主力、地方部队和沁源民兵沿途奋力阻击，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日军才狼狈不堪地逃出了沁源县。

沁源又全部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一天距1942年11月12日围困开始，整整883天。在这883个日日夜夜里，8万沁源人民用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配合部队作战2730余次，解救被抓群众1700余人次，毙伤日伪军3078人，俘获245人。在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沁源人民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上万名无辜群众被日军杀害，1600多名抗日干部和民兵壮烈牺牲，整个沁源被焚为瓦砾。为了长期围困日军，几万群众在两年多时间里宿居深山窑洞，吃草根，啃树皮，忍受着寒冷、饥饿、疾病的折磨，还有灾害、野兽和日军的袭击、围剿。但是，沁源人民就像太岳山的劲松，坚强挺拔，宁死不屈！整个围困期间，没有1个沁源本地人当汉奸，日军在沁源县内始终组织不起“维持会”。这是沁源人民最引以为傲的一点。

沁源围困战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它成功创造了对占领我腹心地区之敌进行斗争的范例，当时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彰。1944年1月17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1945年4月21日，太岳《新华日报》载文说：“沁源不是靠飞机大炮打下来的，它是靠8万老百姓和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一致团结，经过长期围困与最后的围攻斗争，而将敌人赶走的。”

1945年4月的一天，一个叫孙炳文的八路军走到毛主席所住的院子，看到主席正在散步，便向主席敬礼。毛主席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孙炳文回答说：“我叫孙炳文，山西沁源人。”毛主席说：“好啊！沁源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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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