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误打误撞干农机

资料图

2019年1月20日，历时近一年的中国农机化协会主办的“纪念农机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落下帷幕，我写的《我为老科学家写传记》一文，被评委们评为特别奖。颁奖仪式上，农机化管理司的4位前任司长宋树友、徐文兰、王智才、李伟国同时出席，更显活动的庄重与热烈。

回想我与农机化工作结缘的经历，初始于宋树友老领导担任农机化管理司司长时期，到农机化系统是在徐文兰任司长的时期，先后在徐文兰、魏克佳、牛盾、王智才、宗锦耀等5位司长领导下工作过，与农机化事业结下很深感情。即使7年前离开中国农机安全报社社长岗位调到中国农业出版社，我仍不认为已经离开了农机工作，只不过是“换了个频道”说话而已。

初识农机化

最早接触农机化部门是在1988年，宋树友老领导担任农机化司司长时期。那时我正在农牧渔业部机关报《中国农牧渔业报》当记者。第一次和农机部门打交道是1988年去安徽合肥出差采访时任安徽省水产局局长赵乃刚发明河蟹半咸水人工育苗专利的事迹。

临行前，同办公室的同事刘玉问我，安徽有什么熟人没有，我说没有。于是，她就让正在农机化管理司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爱人董涵英帮助联系了安徽省农机局的办公室主任郭子超。在合肥，受到郭子超主任的热情接待，听他讲了不少农机化方面的事情。

这次接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后来，我“投奔”到农机化门下后和已经升任安徽省农机局副局长的郭子超一直共事了近20年。作为农机化系统著名的笔杆子、记者出身的郭子超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农机化导报和常发集团联合举办纪念农机化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奖征文活动，郭子超局长的作品荣获了特等奖，张桃林副部长亲自为他颁奖；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也一直保持的很好。

“革命领路人”

1990年前后，从我家到报社上班每天要从万寿路农业部家属院乘坐农业部班车到部里，再换乘部里开往药王庙报社的班车。车友里有位农机化管理司管理处的干部叫卢元军，每天早晚同一趟班车，时间一长彼此间也很熟悉了。

一天，卢元军在班车上对我说：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农机站秉承“为搞服务办实体，办好实体促服务”的理念，大力兴办农机站站办企业。站长是个退伍军人，带领8个农村妇女把农机站办的红红火火：办起了一个加油站、一个制式服装厂、一个反光标牌厂、一个汽车驾驶学校，1989年站办企业创收过亿元，一下成为四川全省闻名的先进乡镇农机管理站，被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评为全国“百强农机站”。

卢元军问我：“你有没有兴趣邀请几家媒体一起去采访采访？”回到报社我立即把这条采访线索向总编辑进行了汇报，他也认为《中国农牧渔业报》报道农机化工作的内容太少，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报道力度，当即同意我前往四川采访。

是时任农机化司副司长徐文兰亲自帮助安排的这次采访，指示管理处的张处长派卢元军全程陪同采访。1990年9月下旬，我又约了新华社《瞭望周刊》和《科技日报》的记者一起来到成都金牛区的金牛乡进行采访。

采访内容让我大开眼界：在农机化管理和技术推广“鱼死网破线断”的年代，金牛乡突破传统思维，从搞站办企业做起，通过关系批准成立了“交金汽车驾驶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学员。

当时，学会开车、考个汽车驾驶执照非常困难。有了驾校，他们把成都市税务局的领导招进去当学员。建立起关系后，从税务局要来了为成都税务系统生产税务人员制式服装的业务，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制式服装厂。

因为办汽车驾校和成都市的公安部门建立起很好的关系，站里建起了一个反光标牌厂，承接了成都市二环路上所有反光标牌的生产任务。

最有意思的是，驾校还把成都双流机场负责安检的武警干部招来当学员，把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招来当学员，为金牛乡农机站的发展营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1994年，我在农业部办公厅新闻处当副处长时，到峨眉山参加《中国农机安全报》宣传年会。回程时，四川农机局两个处长送我到双流机场后就走了。过安检时，负责查验证件的武警女战士一口咬定10年前办理的第一代身份证上的照片不是我本人，非要让当地对口接待的部门到场为我证实。

我很恼火，当场和她争吵起来，惊动了当时带班的科长，他过来询问什么情况。他看见我时一愣：“你不是X校长的朋友吗？”我说：“你不是舒科长吗？”之前，我们在成都已经见过了几面，他告诉女战士：“我给他证明了。”马上把我领进了贵宾室休息。

那次在金牛乡农机站的采访，我第一次看见了小麦联合收割机田间收获试验；第一次和农机站人员坐着吉普车、顶着大喇叭走村串户宣传秋季农机安全生产知识；第一次结识了四川省农机局刘祖荣局长，黄彦蓉、母世杰副局长，认识了杨树斌、刁学峰处长。

多年过后，卢元军几次“告诫“我：“别忘了，我是你进入农机行业的革命领路人！”

一辆桑塔纳轿车的吸引

1991年夏季，农机化管理司在海滨城市大连召开全国农机化宣传工作会议，是时任司长宋树友主持的，我代表部办公厅新闻处参加，此外，还去了不少媒体代表。

会议报到那天，下午没有什么事情，宋树友司长叫上我、刘玉，还有司里法规处的贾敬敦一起到海边散步。边散步，宋司长边给我们讲农机化工作从农机部、八机部、农机化管理司的发展过程，讲了农机化发展形势和面临的困难，特别是讲到了农机化宣传工作，并对宣传工作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

这次会议使我对农机化宣传有了一个全面了解，知道了农机化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宣传阵地，为我后来长期从事农机化宣传打下一个心理基础。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中国农机安全报社社长张志学。从他那里得知，创办于1987年的《农机安全报》到1991年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在行业里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报社一直是农业部南京农机化研究所下面的一个处室，非独立法人单位，关系还没有理顺。

几年后，我提出来想调离机关，回到新闻单位工作，办公厅领导的意见让我去新上卫星的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CCTV-7）当一个部门主任。恰在这时，中国农机安全报社张志学社长来动员我到报社和他一起干，并且许诺给我配一辆新的桑塔纳轿车。

当时，我儿子正在学钢琴，需要每周一次送他到北京舞蹈学院钢琴老师家上课。那年代，大家还都没有专车，让我自己买我也买不起，但又太需要有辆车了，所以能给我配一辆桑塔纳轿车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张志学社长。

我没有辜负张社长的期望，用了5年时间，辅助张社长完成了机构从南京农机化研究所独立出来、创办《中国农机监理》（月刊）、报社升格为副局级、从南京整体搬迁到北京4件大事。

2003年，我接替张社长出任中国农机安全报社社长、总编后，10年内我又操作完成了将报社由一般纳税人变更为小规模纳税人、将《中国农机安全报》改造为《中国农机化导报》、为报社多争取660平方米办公用房、将报社归口业务联系单位由办公厅变更为农机化管理司等几件事。

回首18年在农机化系统工作经历，当初之所以能进入这个系统，真不是我有多高的觉悟、多大的热情，与参加征文的大多数同志学农机、干农机、爱农机相比“初心”相差的很远，充其量是被一辆桑塔纳轿车给吸引过去的，表现出实用主义的一面，只能算是“误打误撞干农机”。

（来源：中国农机化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