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亿新型职业农民打哪儿来

资料图

“今后，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体形态必须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谈到我国未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学部委员张晓山一再强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

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尚处起步阶段，推进中存在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张晓山领衔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支撑。

务农中青年农民是培育重点

目前农业劳动力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态势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形势下，哪些人会被纳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范畴？张晓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培育的重点是目前正在务农的中青年农民。“因为这一群体对农业有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在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文化传承中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

除了在岗务农者外，张晓山认为，还要吸引一批有意愿投身现代农业的“返农者”，重点吸引在岗务农者的后代——“农业后继者”，由他们构成“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

同时，选拔一批现有的农村专业带头人，再吸引一批大中专学生，培养和储备“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

这一群体有多大？从发达国家经验可知，只有农户收入水平赶上城镇收入水平，农民这一职业才会具有吸引力。对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农户经营规模要在60亩以上时，才可以实现务农收入与外出打工收入的持平。

按照我国现有耕地数量18亿亩来计算，需要规模农户或家庭农场3000万户左右。再按每个规模农户或家庭农场3个农业劳动力（含农业工人、农业雇员）计算，总人数为9000万，这主要是指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和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

另外，据统计，目前我国专业服务型农业人员已超过1000万。由此推断，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模应在1亿人左右。

为三种类型设计不同培养路径

“传统意义的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无法完成在岗农民教育，培养不出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探索适合的培养模式。”张晓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

将“产业链”与“培养链”“双链融合”是报告中的重要创新。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共同构成了现代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链”和“社会化服务链”。

与此同时，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开展的科技推广和服务，也形成了以农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为重点的不同层次的教育网络，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链”。将“双链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协调发展。

根据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种类型职业农民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课题组设计了不同的教育培养路径。

对于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的主体——在岗务农农民，重点在现有的“送教下乡”、政府购买成果基础上，完善软硬件条件，进行精细化管理，丰富教学内容，促进多元协同参与。

对于返乡务农者，则重点加强现代农业职业精神教育，坚定其职业选择，同时加强创业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在实现形式上，教育机构要与返乡人员家庭及其他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联合，构建“农业生产经营共同体”，在实践中培养生产经营能力和技术、管理、服务等专业能力。教育机构要加强创业教育，鼓励学员开展家庭创业或联合创业，组织实施“一村一个生产经营团队”等项目。

此外，还要培养一批有较高学历、素质全面的后备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这需要对大中专学生，特别是涉农大中专学生的教育培养进行系统设计。

教育内容上，以职业情感和职业责任为重点，引导职业选择；实现形式上，可“点对点”与各类农业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主体合作，“点对线”与区域主导产业或主推技术合作，“点对面”与农业产业园区合作，“点对体”与农区地方政府合作，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立体“产教联盟”。

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主要通过优化提升一批在职专业人员、系统锻造一批后备人员（特别是大专以上层次的涉农专业学生）来实现。

这两类人员在技能、知识、素质上的要求基本相同。实现形式上，要利用好学校教育和农事劳动教育两个课堂，与农业重大培训工程项目结合，按岗位开展农业系统培训或实施农业职业教育。

重点围绕农业技术指导、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健康养殖、良种繁育、乡村兽医、村级防疫员、兽药生产营销、农机驾驶维修等主体职业和关键职业领域，加大培养力度。

上述两类人群除了共同的培养策略之外，专业技能型在对在岗人员再培养和院校学生培养时，必须依托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学习其内部组织结构、运行管理、企业文化、学习型组织建设等。

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要进行不同环境下的产品中试，因此人才培养要兼顾标准化与多样化，通过问题导向和行动导向，培养其应急处理能力。

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精准培育

在课题研究中，张晓山一直在思考并试着回答这样三个问题：

教育培养如何更加精准？需要在现有教育培养路径基础上，结合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地方主导产业需求和个人发展意愿，因人施教。

教育培养成本谁来出？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主要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成本进行核算，国家和地方成本分摊。

哪些因素决定了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的吸引力？除了教育培养质量外，还与政策支持、农业效益、社会保障、社会认同等诸多因素相关。

为此，课题组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当前农业、教育、人社、扶贫、水利、林业等多个部门均参与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由于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部门分割、职能交叉、封闭运行等问题突出。

建议在政府统筹下，由农业部门牵头，教育、财政、发改等多个相关部门参与，充分调动职业院校、农广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教育培养主体机构力量，广泛吸纳农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源，大联合、大协作、大发展，形成农科教结合的强大合力。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改进投入方式。当前我国一些农业补贴政策面临“黄箱”调整空间不大、易引发国际贸易争端等问题，迫切需要改进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农业投入方式，将更多的支持保护政策转到提高农民素质等“绿箱”政策上。

可在粮食主产区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区，选择一批重点县开展国家购买农民学习成果的公益性补偿制度试点；对未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国家免费提供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等职业技能教育；对全日制农业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助学补贴；设立青年农民农业创业基金。

三是加快建设培养对象信息库和教学资源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精准培养。

四是加强教育培养条件建设。通过加大投入，改善农广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县级职教中心等主体机构的办学条件，吸纳优质教师资源，强化实训基地建设，使其更好地履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职能。

五是推动教育培养国际化，支持我国农业“走出去”。随着农垦系统、农业龙头企业在国外的快速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势在必行。建议国家在构建职业农民队伍时，将培养国际化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重要一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系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