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农资市场乱象，打击消费主体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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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物联网技术已经被国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广泛应用于农业等各个行业。农业生产资料关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直接影响粮食安全，但农资市场乱象严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物联网的出现能否杜绝这一现象？

2012年8月2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局与无锡市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农资物联网”产业化战略发展合作框架协议》，试图运用“渠道+互联网技术”的构架解决此类矛盾。如今，“试点”运行已近5年，插上物联网翅膀的农资市场是否能终结种种乱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日专程对此进行了调研。

农资市场乱象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

农业生产资料作为特殊商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由国家专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步放开。为了防止因农资产品的假冒劣质或违规使用引发重大农业生产事故和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我国建立了由农业、工商、质检、安监、物价等部门“多头”监管的市场秩序规范体制，但农资市场离有效治理还有距离。

一位农资行业的资深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化肥、农药，农资长期假货横行、滥施滥用屡禁不绝，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都有问题，而且交互影响、恶性循环。乱象的根本成因是“利益驱动”。

该人士说，从生产者的角度分析，许多肥料企业甚至规模较大的企业都在掺杂使假、仿冒名牌，有机肥料也以添加化学成分“提升”品质，农药的无证、套证生产甚至虚构厂名、厂址或“翻新”药名亦屡见不鲜；从销售者角度分析，虚假宣传、恶意引导，甚至长期经销低效化肥、高毒农药，“正确指导农民使用农资”根本无从谈起；从使用者角度分析，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大量年轻人离开土地使得实际的农耕人员基本不懂农药、化肥的商品特性，更遑论系统的农业科技，“只买便宜货”的心态常常造成农资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见效快、低成本”又反过来成为无良厂商的行为导向。

该人士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农资市场的“赊账”现象非常普遍，许多农民甚至整村、整乡的农民手有闲钱也要赊账，因为他们坚信这种“后付费”方式可以预防假冒伪劣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损失；经销商屈服于这种明显畸形的竞争环境，“上门赊销”竟然成了农资经营的促销手段，花样繁多的拖欠、拒付导致“卖了多年农资，留下一堆烂账”并不鲜见。“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指望优质农资上山下乡？”

试图借力网络技术清理门户

无锡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是以连锁经营为主要方式的“公办”农资流通企业，多年来一直是无锡地区农资供应的主渠道。该企业与中科院合作承担着“农资物联网技术应用平台”建设任务，目标是实现农业生产资料的安全认证、数据共享、质量追溯、物流配送、使用指导等多项功能。

该公司董事长凌晋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项目启动以来包括中科院等相关部门的研发资金在内已投入6000多万元，分别建设了质量溯源、智能物流、知识服务等应用系统；同时，按照物联网技术要求，改造提升仓储物流、销售网络和信息技术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基础及配套设施，初步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支撑平台、业务系统平台和“销售有记录、去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溯”的质量追溯机制，并在江苏、吉林等地成功落地转化。

2017年，将对关键技术、装备进行再提升，以建成国家级农资防伪溯源公共服务平台。届时，农资生产、流通配载、销售使用等所有信息都将一览无遗，假冒伪劣产品也将无所遁形。

凌晋义还介绍，项目引领产业的效应已经显现。农资质量溯源系统已在中国种子集团、江苏苏农集团、安徽辉隆集团、中农立华集团等大型企业得到应用，运用物联网技术改造的生产线达50条。天津、重庆、四川、浙江、吉林、北京等地也正在或即将启动“农资物联网”建设。

“农资物联网不仅突破了农资流通的地域障碍，更改变了传统农技的服务质态，正在逐步实现的‘傻瓜机’模式将使这种服务变得更加快捷。以病虫害防治为例，我们已经建立起20种大宗农作物、150多种农产品的病虫草害样本库、知识库及特征库，并构建了图像识别与远程诊断技术体系，农民只要学会简单的手机拍照，在手机或电脑上动动手指头就把专家‘请’到身边，正宗渠道的农资供应也会在第一时间到位。”凌晋义说。

农资物联期待国家大力度推广

5年实践看到了初步效果，无锡方面开始组建农资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期望能够以专业公司的运作方式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无锡市供销合作总社资产管理处处长薛福英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未来几年，无锡农资物联网将进一步提升物联网运作水平，为服务区域提供低成本、高可靠、普适化的农资物流、防伪溯源和后续服务的全面技术解决方案。无锡还将建设“农资物联网产业园”，更大规模地打造全国农资物联网应用示范及产业化基地。

然而，《中国经济周刊》在调研中听到的并非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农资市场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仅凭局部地区的“技术实验”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据凌晋义介绍，农资物联网从源头开始就需要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介入。比如，现在的农业生产资料对生产厂家尚无产品溯源的强制要求和法定标准，进入流通领域以后的品质管控十分繁杂且易有漏洞；物联网技术运用至今仍在局部地区“示范”，全国范围的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并未真正实现。

薛福英的看法是，物联网投入巨大，农资微利决定了个别机构单独运作的不可持续，建议国家出台法律规范，完备农资品质的全产业链追溯体系；成立国家农资数据中心和更高层面的产业化公司；农业、科技、财政等部门为此提供相应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

有关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光有政策、资金和技术远远不够，回归垄断亦“不合潮流”。因此，解决“谁是互联网时代的农资消费主体”对于规范市场可能更为重要，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若不迅速改变，农业人口的结构优化、素质提升仍将会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