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改革主攻3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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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兴农之要。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表现各不相同，但“病根”都出在结构方面。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既能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更有利于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进行了部署。在农产品市场持续繁荣的今天，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

首先是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基石。目前，越来越多的地区，尤其是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群，在快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依赖市场、贸易来保障粮食安全，也就是在依赖外部粮食生产基地来保障本地数千万居民的粮食安全。但由于粮食生产的利益最低，机会成本最大，各个地区包括一些“主产区”很多都无心生产粮食。

生产越多，可能赔的越多。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种粮食危机的“囚徒困境”。根据华南师范大学的GADS数据库计算，我国能够长期、稳定地输出粮食安全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等省，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传统“主产区”都面临沙化问题、水源问题和城市化圈地问题，由此导致粮食进口越来越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加重。基于这种情况，习总书记指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根据统计，2003年以后，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12年增长，但是，大豆、谷物、牛肉、猪肉的进口也在同步增长，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若存在着数字的失真，非常容易导致粮食危机突然爆发。

由此，就需要进行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体制的改革，重点应该是改革原来的“主产区、主销区”制度，“主销区”应该努力保护、巩固本地区粮食生产潜力。

第二是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农产品市场日益繁荣，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一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暴露，严重威胁到城乡居民的健康。这说明数量上的丰裕与繁荣，并不能替代质量上的安全。

目前，各地小规模、细碎性的“承包户”承担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由于市场利益驱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和生产信息不对称，这些“承包户”很容易以非安全方式生产谷物、生猪、肉鸡、鸡蛋、鱼、蔬菜等农副产品，导致食品中农药、除草剂、抗生素、激素等严重超标。

而较大规模的农场、养殖场，同样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采用各种非安全手段，以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增加利益。

由此，农产品供给侧的确存在一种非安全的生产机制。北京等地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方兴未艾的。但是这种方式显然难以推广。

所以，如何实现食品安全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棘手问题。仅仅靠加强监管、比如建立食品追溯制度是不够的，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经销商总是有机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逃避各种监管。关键还是要在生产侧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强化标准，规范管理。

同时建立农户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信任，逐渐形成生产者的自律。农业生产侧实现了安全，食品安全才有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第三是农业资源的可持续问题。农业资源，包括耕地、山地、水面、物种，是农业最重要的自然基础。农业资源安全，才会有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多年的掠夺性开发已经导致各地的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

耕地、水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抗生素等污染严重，还有工业废水污染、工业废气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其危害还不仅仅是危及粮食安全，对城乡居民的健康、生存都会构成严重威胁。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坦陈：“我国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环境两道 紧箍咒 越绷越紧，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中央提出了“绿色生态发展”的新概念、新方向。

但是应该如何实施“绿色生态发展”？这就需要各个地区进行深刻的制度反思、政策反思和和路径创新。一方面需要加强乡村的总体规划和农地“用途管制”，遏制趋利性农业的掠夺性、无序性、破坏性。

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整体性发展道路。另一方面需要在技术、资金上帮助各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行动，修复被面源污染严重破坏的村庄生态环境。

北欧的挪威、瑞典、芬兰一直是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其最显著的标志不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是网络、飞机、汽车等现代用品，而是无边无际、生态环境异常良好的乡村田畴、山峦、草地、水面。

它们作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典型的农业供给侧，不仅供给了丰富、安全的奶酪、牛肉、鱼类等农产品，还有洁净的空气、水源和风景如画的乡村自然风光。这对我国各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