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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念好乡村振兴“数字经”

?　　当前，全国各地纷纷聚焦“数字农业”，据不久前农业农村部组织的一项专题评估数据显示：浙江县域数字农业农村总体发展水平为68.8％，远超全国36％和东部地区41.3％的综合发展水平，县均投入额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倍。

浙江投入数字农业何以“不惜血本”？数字农业和产业兴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解释？面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生产规模、生产主体“弱小散”的“紧箍咒”，浙江如何念好乡村振兴“数字经”？围绕一系列问题，近日，记者对浙江相关政府部门、生产经营主体、数字化服务商展开调研采访。

应用场景是关键

连日来，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赶赴各地，就35个省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县进行“年度考核”。该项目于2019年底启动，一年多来，16.4亿元的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已经撬动了超过80亿元的总投资。

尽管农业项目历来并不少，但论单个体量，该项目一改过去“撒胡椒面”式的补助形态，采取竞争性分配方式，优先支持政府组织保障有力、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数字经济基础良好、工作举措创新务实的地区。一时间引发各地高度关注，纷纷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以争取先发优势。

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轮“中期检查”，除了考核资金使用情况外，尤为关注项目落地实效，避免项目建设沦为“花架子”，后期还将强化节本增效等方面的指标考核。

记者采访发现，最终入围的35个试点县，绝大多数都布局了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并根据县域主导产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建设了一批农业“数字工厂”，有的还围绕产业痛点，开展农机装备的智能化应用，从生产、加工、营销、物流等全链条入手，提升运营效率。

财政扶持的政策“指挥棒”固然举足轻重，具体负责“施工”的农业农村系统，同样十分强调实效理念。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与市场信息处处长朱勇军认为，乡村数字化建设进程中，政府不仅要为资本投融资创造良好环境，更要加快推进“三农”数据的标准化，实现数据互通和资源共享。

事实上，浙江农业的“数字基因”由来已久。早在20多年前，衢州首创“农技110”服务体系，用电话提供各类服务信息。2005年，浙江又在省级层面推出“百万农民信箱”工程，尝试用互联网提高服务效率。近十年，信息进村、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等新业态更是风起云涌。

“随着信息化的演进，确实到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那就是高效协同、应用赋能。”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数字“三农”专班副组长孙奎法坦言，去年成立专班，目的就是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信息技术与“三农”的深度融合。

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浙江先从顶层设计入手，省级层面确立业务应用、应用支撑、数据资源和基础设施四大体系构架，并搭建好全省公共数据平台，统一数据规范标准，开发重要业务应用系统。县市一级需依托省平台建立数据仓，因地制宜开发区域性的服务应用平台。

某种程度上，平湖承担着探寻“市县模板”的角色。“过去一年，团队几乎泡在了农村，一有问题就与政府探讨优化。我们始终认为，技术和数据不是拿来看的，而是去解决实际问题，关键在于应用和服务。”负责技术开发的安厨控股董事长王晓桢对此深有体会。

目前，平湖的数字乡村大脑已雏形初现，形成了“1个数字驾驶舱+1个数字化绿色发展先行区+N个特色业务应用”的构架，并与省里一脉相承，牢牢锁定生产管理、流通营销、行业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五大领域。采访中，平湖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唐红芳也表示，待平台成熟后，将乐于敞开大门、向外输出。

“我们并不倡导每个地方花巨资搞平台，也不倡导为了所谓‘观感’，盲目建设数字大屏，而希望各地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放在特色化的应用场景上，尤其是围绕当地农业主导产业，实现农民增收、节本增效。”孙奎法说。

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围绕各地的农业主导产业，聚焦全产业链经营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近年来在浙江，各种应用场景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共享，省里还分门别类地梳理出98个应用场景，供各地借鉴、吸纳和集成，不少应用已初显成效，得到快速推广。

产业生态正形成

数据越少价值越低，只有建立起共建共享机制，形成海量后方具效能，因此在设计总体框架时，浙江明确提出，要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和跨业务实现协同协作。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政府内部，还可从外部的产学研用上可见一斑。

以平湖的数字乡村大脑为例，其众多特色应用的研发，并非由“安厨”一手包办，很多都交由专业第三方。目前，该平台已推出三个应用场景，其中之一即浙江农合数字科技股份开发的“平湖数字农合联”。

“农合数字”的创始人名叫黄鹏，过去是华为公司的一名数据师，创业头几年不温不火，直到联姻供销社系统，终于感觉找到门路。“供销社在探寻如何让各项为农服务加速面向会员，我们则在寻找一条业务铺设的快车道，于是一拍即合，合股成立了新公司。”黄鹏说，平台提供的服务包括生产数字化、流通智慧化、信用在线化、销售新业态和管理新模式等。接下来，省供销社计划利用系统优势，将数字农合联“一朵云”推广至全省。

记者发现，在浙江，像王晓桢、黄鹏这样面向农业农村的创客团队不在少数。他们有的从硬件入手，有的从软件出发；有的从种植端往后延伸，有的从营销端往前反向推动，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快形成了数字农业的全新生态系统。在他们看来，只要做好浙江“样板间”，业务就很快能够推广到全国。

“80后”博士沈杰，是国内知名的物联网专家，5年前回到老家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创建了“庆渔堂”科技公司。其业务核心是，在鱼塘中配备智能化设备，通过数字大脑进行智能分析和反馈控制，同时融入供应链、金融链，为养殖户提供闭环的渔业服务网络。

一条龙、全链路是沈杰苦心经营的方向，而成立于2008年的“托普云农”则捷足先登，通过多年的潜心探索，已经从过去智能装备供应商，变身“软硬兼备”的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商。

在“托普云农”董事长陈渝阳看来，随着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的提升，未来基于特色优势产业的产销一体化，提供一站式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将是大势所趋，而农业本身环节众多、体系复杂，更倒逼着政产学研用之间的合作共建，形成一个生态联盟。

尽管目前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服务属于全新领域，探索仍为各行其道，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光凭一己之力，要改变传统农业，不仅代价巨大，而且步履维艰，若想快速站稳脚跟，只能树立独特优势，进行分工合作。因此，群雄争霸之下，竞合态势也愈发明显。

朱勇军则认为，随着这些数字化服务企业的成熟与壮大，不仅可以通过节本增效，补齐浙江农业的短板，更衍生出一个全新的服务业态，所带来的产值将远超传统农业，这正是浙江农业未来的竞争力所在。

数字与品牌“双化互动”

不久前，一个数字品牌研究所在浙江大学城乡规划研究院挂牌成立。数字归数字，品牌归品牌，将两者合在一起，意欲何为？该研究所所长袁康培道出缘由。

“数字化带来的直接红利是提升生产效率。在劳动力紧缺的发达地区，节本对于老板而言，固然是永恒追求，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数字化基建投入不菲，后期还得持续运维。那么，数字化投入原动力何在，变现、收益来自何方？答案只能是：品牌溢价。”袁康培说。

在袁康培看来，反过来，品牌化也需要数字化的强力支撑。“从生产环境、生产管理，一直到市场营销，品牌不仅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质量确保，而且还能对市场营销产生积极影响。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赋能。”

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浙大发挥多学科优势，推出“双化互动”的专业研究所。

记者发现，传统的数字化工程，其“结晶”大多会是一块电子大屏，所展示的内容十分理性，更适合向领导汇报工作，而“双化互动”的演绎，则同时面向消费者，采用动漫、视频、直播、AI等各种数字化技术，形象生动地展示生产管理、品牌营销等各环节，并且实现数据共享，真正做到“品效合一”。

“丽水山耕”是丽水市于2014年推出的全国首个覆盖全产业、全品类和全产业链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如何抓住“后疫情时代”与“数字经济”的双重机遇？该市莲都区将路径牢牢锁定数字化与品牌化的“双轮驱动”。

与许多地方热衷于大屏不同，莲都搭建的是“丽水山耕”品牌农产品线上展示平台的“H5界面”，让消费者通过手机小屏的“看、听、触、买”，充分调动感官以实现沉浸式体验，并借助后台数字化系统，为农业和农户沉淀产品的展、销、用等数据，来反作用于供应链的改造升级。

尽管该线上品牌馆仍在搭建中，但袁康培十分看好这一理念和探索。“这种小屏化模式，其实就是站在消费者立场，进行品牌的具象化展示，既让产品变得更加立体化，也让购物变得更加具有互动感。‘双化’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相互渗透、互相赋能，两者共同围绕的始终都是消费者。”

记者发现，像“丽水山耕”这样“双轮驱动”的探索正不断往前推进，而如新昌大佛龙井、临安山核桃、仙居杨梅、嘉兴葡萄等也都纷纷抢跑，以谋求抢得先机和快速撞线。在功能设计上，除了通过各项数据的汇总，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之外，大家纷纷着眼于市场端和消费者端，借助消费者画像，为生产加工企业提供市场参考。

在朱勇军看来，劳动力成本日益提升的今天，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劳动效率固然重要，但随着消费升级，在产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确保生长环境、生产过程、产品品质的可控，并通过数据传递给消费者，构建起优质优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

如今在浙江，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化发展风生水起，各种探索与实践百花齐放。不过，尽管全省总体水平较高，但南北之间的空间不平衡特征明显，不同行业之间差异也较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行业应用有待加强，县域农产品网络销售呈两极分化。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与市场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程兵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要瞄准契机，适当加大对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系统开发与数据治理、数字农业工厂建设等的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做大做强农业数字经济，协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除了资金，还有人才，今后要不断加快培育乡村数字技术人才，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实用人才、农创客、新型农民的数字化应用能力和知识素养，以适应数字农业快速发展。”程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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