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新阶段

　　新年伊始，中央又推出了新的一号文件，这反映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今年的一号文件有什么新的精神？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何在？今后三农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哪些方面？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三农问题著名专家曾业松先生。

　　记者：中央今年又推出了新的一号文件，这显示了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有人说，今年的一号文件没有多少新东西，您是三农问题专家，您以为如何？

　　曾业松：今年的一号文件有很多新的精神。重点有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支农政策不变，力度加大。既体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强调政策的完善和创新。从去年的一号文件到今年的一号文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新意首先在于"两减"力度加大。今年不仅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而且减征免征农业税的试点范围更广了。从各地近期贯彻情况看，去年8个省市区宣布免征农业税，今年决定免征农业税的已经达到22个省市区。可以断言原来计划用5年左右实现全国免征农业税，现在看来绝大多数地方3年就可实现。其次，"三补"力度加大。粮食直补、种子、农机补贴，均比去年有所增加。补贴的方式也会进一步完善。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财政越来越多地向农业倾斜。今年在三项补贴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奶牛良种繁育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原材料补贴、水利试点补贴等，加上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增加，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对农民技术培训的投入，目前国家对农民的补贴有１０项左右。另外，国家明确规定财政对文化教育卫生等支出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农村，即国家财政对文化教育卫生等支出新增部分的70%以上用于农村。还规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支农力度，加大对农业资金的支持，包括对农业农村金融的中长期贷款。

　　二是突出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去年一号文件主要讲增加农民收入，今年强调要建立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重点要放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大家知道，对国家来说，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对农民来讲，种地也是相当一部分人收入的主要来源。鉴于种地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要大幅度增加收入是十分困难的。要真正保证种地的农民增产增收，必须把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好，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好，把农业机械装备好，把农业科学技术运用好。因此，2005年的一号文件，关注点是种地的农民，是基础薄弱的农业，特别强调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保证种粮农民能够增收。准确解读今年的一号文件，必须抓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一个重点。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最有新意的内容。所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呈现出来的农业综合产出水平和农业竞争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总体水平和农业总体实力的主要标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土地、资本、科技、劳动力、农田水利基本设施条件、农业装备、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式等，它们的总和构成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们要真正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必须认真落实一号文件围绕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提出的一系列支农、扶农措施。

　　三是强调进一步推进城乡体制改革。税费改革加大力度后，由此带来的问题许多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配套改革来解决。如农村教育的投入过去是农民为主，今后要转向国家投入为主，特别是农村的义务教育要由国家承担起来，这就需要改革农村教育投入体制。过去乡镇干部工资靠农业税附加解决，现在农业税减了免了，乡镇干部的报酬没有着落了。这就需要改革财政体制，调整国家财政结构，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再如乡镇机构改革问题。本来乡镇机构就臃肿，基层干部队伍就庞大，需要大力精简。现在精减机构和人员便成了当务之急。过去基层干部的工作主要是催粮、派款、计划生育，即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现在实行补贴政策，不是向农民收钱，而是给农民送钱，为农民办事，基层政权职能、基层干部的职能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此可见，乡镇机构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如何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一号文件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以预计2005年农村改革进一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无疑是一场重头戏。

　　四是今年的一号文件体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思想。这个问题一号文件没有展开来议论，但九部分27条都包含了或者说蕴藏着这种思想。这表明一号文件体现了中央的新重农思想，体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走向。中央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走向？从根本上说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胡锦涛同志讲，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工业化初级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另一个趋向是工业化达到相当阶段以后，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从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和非农产业的比重来看，二者之比为15：85，从农业产值和非农业产值来看，农业产值比重还不到15%。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收入达到700-1500美元以后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而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我们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从财政实力来看，过去是以农养政，现在已到了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阶段。比如说，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3万亿，财政收入2．6万亿，农业对财政的贡献为300亿，只占国家财政的1%左右。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我国农业的实际境况来说，也应该这样做。因为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差，基础极其薄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趋势，实施城乡统筹的发展思路，切实补偿农民，平等对待农民，强化农业基础，发展农村事业。按照这个政策走向，我们的近期目标是要建立补贴农民、扶持农业，加快农村事业发展的支农体系，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远期目标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农民知识化、职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今年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这两个政策走向。如文件中强调增加财政对农民的补贴，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强调金融支农，鼓励农民到城市就业，等等。

　　记者：您认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难点有哪些？

　　曾业松：当前农村面临的难题很多。最困难的问题还是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民要能够长期地保持较大幅度地增加收入，不仅要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要改变和优化农村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还要加快步伐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制度和体制。对种地为主的农民来说，存在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面临农业基础薄弱，科技投入少，生产条件落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而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决不是短期能解决的，也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难点。对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面临更多的压力和阻力，除了自身素质不高，缺少职工技能培训，还有城市门槛高，制度障碍多的问题。农民进城在就业制度上得不到公平对待，办暂住证、务工证、健康证等还要收费；权益保护不如市民，社会保障农民无份；住房、子女上学困难重重；辛辛苦苦劳动，工资常被拖欠；遇到难题缺少救助，缺少关怀，很容易边缘化，甚至被黑社会利用，影响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农民工问题在较长时期内都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特别要说的是农村基层干部问题。作为我国农村基层工作的实践者、推动者、组织者，目前人心浮动，出路迷茫，处境尴尬，陷入困境，急需关怀，这也是当前无法回避的新问题。此外，制度创新问题，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问题，牵涉到大量部门利益，改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记者：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今年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

　　曾业松：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牢牢把握关键，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重视农民利益，统筹城乡发展，发挥政治智慧，不断地提高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的能力，化解各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着力点要放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要把文件中提到的各种措施落到实处。　　　　《中国改革报》<?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