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看待节俭与原始的劳动方式

《最后的“佃户”》

文/文几方

父亲成为教师后，转了居民户口，地被收走了；母亲的地在舅舅家；我与弟弟年龄太小，没有分到土地。分家时，爷爷给了我们家两亩地，这是我们家的全部田产。

我们家地少，没有足够的草料喂养牲口，我们家地少，不用牲口，单靠人力就能完成耕种收割。这真是巧妙的安排。但我们粮食清选机一家四口都得吃饭，当年，教师工资微薄，还长年拖欠，一年的收成远远不够糊口，这就不太巧妙了。

于是，父亲跟村里租了一小块地，何谓村里的地？就是从像父亲一样，转成居民户者那里收来的地。分租给地少的人家，为村里增加些收益。

我们家所租到的地，叫圆帽顶，三面是崖，不保墒，了无遮挡，不背阴。在这干旱少雨的地界，是差地中的差地。原先种的是极端耐旱又无需过多经营的苜蓿——专供骡马食用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苜蓿根的外观与党参仿佛，扎得极深而极坚韧。父亲利用工作之余，挥着镐头，将苜蓿根刨出，我和弟弟将它们捡拢来，带回家，晒干后充作取暖作饭的柴火。数月之后，曾经的苜蓿地种下了第一茬小麦，虽说产量几近于无，但在那个工资微薄，没有进城务工机会的年代，也算聊胜于无了。

这几年，要么进城务工，要么搞副业，要么进城陪读。村里只剩了老人与尚未就学的小孩，偏远而瘠薄的土地大量荒芜着。

别家的驴马骡牛加犁铧，换成了旋耕机，别家的木掀加风，换成了粮食清选机。别家的拖拉机加磟碡，换成了小型打麦机。我们家依然是铁锹与镢头，笸箩与簸箕，连枷与木粮食清选机叉。

我们家又租种了邻村的一块地。

务农种庄稼的高成本与低收益，进城务工与搞副业的“高收入”，导致了土地的荒芜，土地的荒芜使得租金极为低廉。我们家原始的劳动方式，增加了辛劳而降低了成本——我的父母从不会将自己的劳作与时间记作成本。一入一出，收益与成本基本持平。父母常年辛苦的劳作，只换来‘自家的，吃着放心’的安慰与儿孙辈的予求予取。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说法早已“过时”了，过去抢着要的农家肥，现在无人问津。市面上充斥着琳琅满目的高效化肥，大家只是将自家的便溺就近处理到某一块田里，若农村要修建下水而省去这处理的麻烦，他们必会欣然而赞成的。可父亲不同，只要不下雨，他去邻村的学校上班时，都会推辆手推车，下班时推两大桶学校厕所的大粪。父亲说：“既省了化肥钱，又解决了学校的难题，何乐而不为？”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很多农民都已脱产或半脱产，机械的使用使得农活不再那么辛苦。三年自然灾害业已远去，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可母亲不同，每次打完场，她都要将嵌入院子里和飞溅到花园里的麦粒一颗颗捡起来。她说：“庄稼人要能看到每一粒麦子。”

我的父亲母亲，因为笨拙与低效的劳作，成了村人邻里的笑柄。我无力让他们过上优渥的生活，却可以投入这笨拙而低效的劳作，以分担他们的辛劳，以分担众人的嘲笑。

“你妈腰疼得厉害，我们去将龙岔嘴上的玉米杆收了吧！”回家取土豆时，父亲跟我说。

“现在重得很，等干粮食清选机了再说吧！”

“我们不租了。要给人家把地腾开。”

“你二老终于想通了？”我欣然问。

“别人出了六倍的价钱。”父亲黯然回答。

我们家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后的“佃户”，用最原始的农具，以最传统的方式耕耘劳作。

我将一捆玉米杆装上推车，又将最后一捆用麻绳绑个带子，绕过头颈斜挎在肩上。我们家的“佃户”生涯正式结束。回头望去，父亲正在与人攀谈，对方正在喷洒除草剂，他是这块地新的“主人”，远近闻名的土地承包大户，靠规模种植党参等经济作物发家致富的百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