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佳木斯农机学院

沿杏林河边走，佳木斯一中到佳木斯农机学院的距离不超过四里地。可是这段路让我绕了几千里，经历九死一生，从十九岁一直瞎摸到三十一岁，费时整整十二年。我找得好辛苦，也走得好辛苦。

地处三江平原的“友谊农场”，是1954年由苏联政府援建的，当年它是我国最大的机械化国营农场。在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农机管理中心，有一台外观老旧的绿色轮式拖拉机。这台拖拉机1978年从美国引进，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约翰·迪尔4040”。和这台拖拉机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62台代表着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整套的约翰·迪尔公司农机具。友谊农场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成套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农业机械的农场，五分场二队也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点。

由于现代化机械的使用，二队的职工由326人减至39人，一线的农业工人只有20人。20人耕种11000亩土地，每人平均产粮20万斤。《人民日报》报道此事的编者按语是：“请大家都来看这个好消息，这个农业机械化试点的成功，是党中央决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试验的初步胜利。它对于我国逐步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为我国农业高速度发展，带来了可喜的消息。”邓小平同志来到五分场二队考察，肯定了中国农业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机械化开始在垦区和全国普及开来。

农机大发展，教育要跟上，农机部很早就在佳木斯建立了部属 “农机学校”。1958年这所学校曾经改名为“佳木斯工学院”，困难时期又恢复为“农机学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学校现在的名称是“佳木斯农机学院”。

绕过佳木斯一中，透过路边的大树，我远远就看见了原来那个“农机学校”的大白楼。农机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男生为主，他们在佳木斯历届学生运动会上，表现出众。这帮学生文革也闹得不轻，听说他们把大白楼的门封了，然后架起凳子，打开楼上窗户，用自行车里带往外射砖头。

进了学校大门，右手路边是大操场，操场那头是个红砖大厂房，左手路边也是大厂房，听说文革以来厂房里一直在生产拖拉机零件。再往前，就是巍峨的大白楼，他是教学楼，同时也是办公楼。大白楼的旁边，就是排球场、礼堂、女生宿舍楼和大食堂。它们中间，还有一条道路通向校外，走过这条道路尽头的侧门，过马路就是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家属院。男生宿舍和家属院中间路边的空地上，有个家属开的简陋小饭馆，光听那“四季鲜”的名字，就能让每日晚自习后饥肠辘辘的学生们馋涎欲滴。

我们新入学的文革后第一届七七级本科生共120人，按录取志愿分别进入 “机械设计与制造”、“铸造”、“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和“内燃机设计与制造”四个专业学习，每班三十人，学制四年。当时，我们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同在一个校园里的不同班级读书，耳闻目睹间，见证了只有恢复高考，才是振兴中华的唯一正确选择。邓小平的英明与远见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我会永远怀念他。

进入大白楼报到时，站在一边的人事处长褚福礼老师，摆手招呼我过去，低声告诉了我能够被学校录取的经过。恍然大悟之后，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每当我的人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我的恩人和贵人总是适时到来，我感恩上天的怜悯与眷顾，也年年跪谢父母的佑护。

褚福礼老师来自北京体育学院，待人亲切和蔼，眉宇间透出京城人的大气、涵养和智慧。

辅导员史春荣老师也同样来自北京，身上透着一股我喜欢的北京人哥们姐们的友好气息。她谦虚好学、办事民主，从不摆架子。以致一日为师、终生为友，到现在我们还天天在班级微信群里见面。

入校后，我得到同学们的尊重与爱护，“李大哥”的称呼从那时一直叫到现在。不管是当时年龄小一轮的“小兄弟”，还是现在己成为省市领导和企业家，只要见面，男女同学都是异口同声，叫得我不好意思。

学校伙食还是不行，气得一个同学端起食堂的菜盆去找领导，闹了一场小学潮。我带工资上学，工资每月按时寄来。要是晚上饿了，就去“四季鲜”摊个鸡蛋，来碗啤酒外加一个馒头。我的工资跟我的录取成绩一样，是学生里最高的，“特么”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按新大学生发工资，每月还倒扣我好几块。

家政也上学了，学校是“佳木斯师范学校”师资班。他告诉我：他的月工资只有三十二块，但他的铺挨着同学杜厦，占了财气。杜厦考上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开了连锁超市“家世界”，挣了几百亿，成了当年福布斯榜第七名。后来家政也靠基因和机遇成了大富翁。

家政当时还没富，师资班毕业后回一中当了教师，两口子栖身在那间我们住过的宿舍里。周六我偶尔会买只烧鸡去他家，家政备酒，媳妇小刘切鸡，我们每次一瓶“北大荒”，有时喝到夜里十点才回校。

我还去过“佳木斯精神病佳木斯二手农机车市场医院”，五十六班的好同学舒范，现在那里当院长。五十六班宝瑰和北京盔甲厂一小的同学张鑫，现在都是 “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佳木斯二手农机车市场的七七级学生，而原来“佳木斯一中”我们的班主任顾相卿老师，现在也在“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成了他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