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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陈锡文谈玉米价补分离，效果比预期好得多

2、陈锡文：“一号文件”四大新意

3、陈锡文：“五个五”破题新农村建设

4、陈锡文：不加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农民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陈锡文谈玉米价补分离，效果比预期好得多 ♂

陈锡文谈玉米价补分离，效果比预期好得多

“总的来说，去年一年，东北四省区玉米价格形成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制度改革，取得的效果比预期好得多。总结出经验之后，不仅对玉米的改革，对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价格改革，也会起很大作用。特别是为下一步怎么对稻谷和小麦价格进行合理的改革，提供了好的经验。”

3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在回答记者关于东北玉米价补分离政策实施效果时如是说。

玉米价格改革取得了三个明显效果：生产总量调整了、价格合理回归了、农民得到比较合理补偿了

“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上。”陈锡文告诉记者：“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东北玉米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按照这个原则推进改革，至少现在能看到三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第一是生产总量调整了。政策出台之后，东北四省区玉米播种面积下降了10%以上，减少了2300万亩，面积下来了供给就下来了，也就更加符合现在的市场需求。”

“第二是价格明显向合理方向回归。收储最低价最高的时候达到平均一块一毛二，2015年主动调减到一块钱，现在大概平均价在七毛五上下。这个价格是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而且是和国际进口玉米和玉米替代品的完税成本价格大体一致。那么进口价就没有优势了，我们又夺回了自己的市场。”

“第三是农民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补偿。实施价补分离政策后，东北玉米价格下降了25%-30%，但是政府建立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去年补贴了390多亿，平均一亩地可以补贴150-180块钱。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如果是自家种自家地的农民，有了这个补贴，他还是有赚头的；如果是租地的农民，租地价格比较合理的话，大体上也能保本。”

把补贴从收购价中拿出来

很多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普遍认为是政府定价的结果，陈锡文说：“无论是最低价也好、零售价也好，其初衷是托底的市场最低价，也就是给农民一个承诺，让农民放心。”

“但是，自2008年第一次开始提高最低价起，慢慢的最低价就不再是一个托底价了，因为最低价包含了对农民补贴的成分。提到后来，就像东北的玉米零售价，成了东北玉米市场的最高价了，到了这个程度不改革就不行了。”陈锡文说道。

因此，改革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把补贴从价格里拿出来。“拿出来的同时仍然要给农民，只是要换一种方式，就像东北玉米价补分离的改革。”

对推进主要农产品价格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围绕玉米进行的改革只是一个开始，对于推进我们整个农产品价格改革将发挥重要作用。”陈锡文说，我国有上千个农产品，真正由政府定价的主要是小麦、稻谷、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这六个品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已经按照目标价格方向改革了，大豆的价格机制还会继续调整，长江流域的油菜籽也进行了价格竞争机制改革，去年玉米价格也开始改革。”陈锡文说，那么现在大家更关心小麦和稻谷这两个品种。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坚持和完善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机制，所以至少今年不会改。

但是，陈锡文也特别提示，“必须让农民兄弟了解一点，今年稻谷的最低价是整体往下走的，要从这个价格变化中读懂市场，就是稻谷也存在着供过于求的状况，适当的时候也要进行调整，更加稳妥的向前推进。”

真正符合市场规律的土地流转不会出现“毁约弃耕”

陈锡文认为，粮食价格改革势必会对农业的经营方式产生一定影响。“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方向，但并不是流转越快越好，规模越大越好，要考虑到价格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对于市场波动带来的“毁约弃种”现象，陈锡文分析，“正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租赁，它不是纯粹的经济因素和市场行为，后面可能有政府行为。过去几年，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流转土地面积越大，政府补贴越多的情况。现在政府补不起了，也不符合市场规律，不合理的流转也就难以为继了。

“所以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要求的土地流转，我相信不会出现大的波折，而且转入和转出户之间也有自己的协商机制。”陈锡文坦言，“如果说出现了大波折，那一定背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正常的土地流转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陈锡文：“一号文件”四大新意 ♂

陈锡文：“一号文件”四大新意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

　　2004年的农村形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最耀眼的亮点之一，是多年来农民心情最舒畅的一年。2005年初，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的“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视。这份“一号文件”将有哪些新动向呢？

　　去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今年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一号文件，两个一号文件都是针对农村工作，两个一号文件又都很好的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基本思路和制定政策的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方针；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对农业、农村、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早在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现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全党工作中所处的地位。随后中共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中又进一步指出，要长期实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构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待农业的态度，以及对待农业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都没有像中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农业得到了加强，而一些国家的农业却受到了削弱。为此，中国政府吸取了一些国家的教训，特别关注农业，更何况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农民，这要求必须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中国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最主要几项政策使我国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粮食生产回升。文件中最主要的政策内容是“两减免、三补贴”，即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

　　进入2005年，中央再次发出“一号文件”，该文件共九个部分、27条，实际上可以分为五个层次。除了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之外，还有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调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稳定、完善和加强。2004年的政策尤其是“两减免、三补贴”深受农民欢迎。但农民也担心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后，这些政策会不会变？因此文件开宗明义就讲这些政策不仅不变，还会进一步加大使农民增收减负的力度。

　　二是提出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要逐步完善国家对农业投入稳步增加的机制，并要建立既适应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施。

　　三是要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品上。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就必须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文件规定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同时，中央财政还将从2005年起，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的县、乡较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的政策。

　　第四是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深刻认识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对于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性，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维护和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陈锡文：“五个五”破题新农村建设 ♂

陈锡文：“五个五”破题新农村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农村改革论坛上表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化的目标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不是单一地追求某一方面的成功。
　　陈锡文用“五个五”解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
　　五句话
　　第一个“五”就是“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陈锡文说，各地情况不一样，各地的薄弱环节也不一样，工作的着重环节也就不同，工作的具体方法也不会一样。要全面地理解这五句话，就应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目标，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全面把握。
　　五个方面
　　第二个“五”是新农村建设要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协调向前发展。陈锡文介绍说，十五大文件中论述过我们的三大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到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问题，理论界把它概括成“四位一体”的建设，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过程中，要抓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进行建设。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针对农村实际又明确提出要在农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新农村建设也就意味着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五个坚持
　　第三个“五”，就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五个“坚持”。
　　第一个“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对中国的农业来说有两个永恒的主题，一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一是让农民不断增收，生活改善。陈锡文说，这两件事情解决不好，迟早会出重大问题，而这两件事情都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
　　第二个“坚持”是要坚持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经营制度，千万不能利用新农村建设又把土地集中起来，”陈锡文说，必须承认农民“有一块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既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又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地方政府如果越俎代庖、强制征地，就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他说，中国的耕地规模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数量来说是比较小的，如果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人口没有转移出农村的情况下就进行土地规模经营，只会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
　　第三个“坚持”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解决农村生活中最困难、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做表面文章。为什么要减免农业税收？为什么要减免农民子女上学费用？为什么国家要拿钱帮助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陈锡文认为，这都是农民生活中最苦难、最需要解决的，我们就要尽最大的力气去帮助解决，“只有这样做老百姓才信任你。”
　　第四个“坚持”是要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推进新农村建设，陈锡文提醒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
　　第五个“坚持”是须坚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先行，各级政府大力扶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三方合力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五要五不要
　　第四个“五”是“五要五不要”。第一，要注重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第二，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攀比。陈锡文说，浙江用三年时间，通过动员各级财政、农民和集体以及社会各界，花了416个亿搞“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效果很明显。但很多省份没有浙江这样的资源，必须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第三，要和农民民主协商，决不能搞强迫命令。第四，一定要有特色，不要强求千篇一律。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一定不能丢。第五，要引导不要搞包干代替。要启发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扶持农民，使新农村建设水到渠成，陈锡文说，“新农村建设本身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五个目标
　　第五个“五”是新农村建设的五个目标。一，要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二，要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改善。三，要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切实得到加强。四，要使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事业切实得到发展。五，要使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陈锡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建设事业，它不是新村庄建设，也不是小城镇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自身活力，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陈锡文：不加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农民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

陈锡文：不加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农民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资料图

目前中国农产品主要矛盾已变为结构性矛盾，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这个困境拖得越长，就越可能被更多国际农产品占据，而农民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越小。

9月23日，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出席“第三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并演讲，他指出，虽然中国农业在过去十几年出现了最快的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农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建议围绕四个基本方面来推进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农产品价格机制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等。

农民受益于粮食产量增长

从数据看，过去的十二三年，应该说是中国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我国的粮食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亿斤，平均每年增长幅度都在300亿斤以上。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保证了人民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改善自己的生活。

农民在这种快速增长中，也获得了很大收益。2003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只有2220元，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12336，增长幅度很大。

农业主要矛盾转变，国际竞争力不强

陈锡文指出，上述数据给我们很大欣慰，但是，当前中国农业，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习总书记指出，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数量不足转向了结构性矛盾。

具体来看，在中国，一些主要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的供给不足和供过于求的现象，而且这两种现象同时并存，所以把它称作结构性的矛盾。当然这只是表象，背后的实际原因，或者讲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农产品，国内的市场需求发展的非常快，比如说大豆，但是我们国产大豆的产量，这几年却是在持续下降。于是，进口的大豆数量不断增长。

去年我们进口大豆8400多万吨，占全球大豆出口量的三分之二，而我们自己只生产大豆1200万吨，所以现在中国市场需求的大豆，85%以上是依赖于国际市场，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些产品，我们的增长幅度非常大，比如说玉米。玉米在2015年的总产量，大概接近4500亿斤，是中国三大谷物中(稻谷、小麦、玉米)产量最高的一个品种。

但是玉米数量的快速增长，却使更多的玉米进入了仓库，与此同时，也没有挡住国内对玉米及其替代品的大规模进口。2015年我国进口的玉米和玉米替代品，合在一起，接近4000万吨，800亿斤，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内玉米市场，有800亿斤的规模被国际市场占据了。

这里面有几个根本原因。一种原因是有市场，但没有产量，另一种是产出来了，但卖不出去。

根本原因为：一个是综合效益不高，一个是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陈锡文强调指出，这个困境拖得越长，我们农产品的市场，就可能会被更多的国际农产品占据，而农民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越小。

农产品为何不能过度依赖进口？

前一两年，两三年，有一些这样的意见，认为大宗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低，国内市场反而需要财政补贴，农民获利又不多，何必生产这么多粮食？多进口一些不好吗？

陈锡文表示，这个说法可能有道理，但它面对一些实际问题。

首先，最近这些年来，比如说这十几年来，国际上能够出口的谷物大约在3.5亿吨，7000亿斤，而大家知道，我国的粮食需求大概接近13000亿斤。所以我们即使有很多外汇，买一些粮食也是可以的，但是国际市场的粮食即使全部被我们买进来，也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而且只要中国的粮食进口一加大，那么这种国际粮食贸易的格局就会被打破，国际粮价就会大幅度上涨，中国进口就会给别的国家带来威胁，这盆水就会泼在我们身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第二，中国是WTO成员，WTO成员都有义务把自己的市场，向国际开放，也都有权利合理保护自己的产业，保护自己的劳动者。因为进入WTO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艰难的谈判来获得我国农产品的对外开放的限度和保护的权利。当然，这些权利和规则也是WTO所承认的，比如说粮食的关税配额制度。

陈锡文解释道，关税配额制度就是我国允许国际市场进入我国内市场的产品，如果进口的数量没有超过我国承诺的关税配额数量的时候，我们对它实行低关税，但是进口的数量如果超出承诺的配额数量之后，我们会实行高关税。

我国现在执行的是每年关税配额进口的小麦是936.2万吨，玉米是720万吨，大米是532万吨，合在一起大概占到中国粮食产量的3.5%到4%。

这些产品，实际上十多年来一直都在进口，但是我们关税配额从来没有用完过。进口关税配额内的大宗农产品，我们承诺的关税率非常低，只有1%，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进口数量如果超过了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的数量，按照WTO的规则，要提高关税到65%。

但是，如果想多进口一些粮食，就需要对超过配额的部分提高关税，这样一来，粮食可能就不愿意进来。或者就需要中国主动向WTO申请，提高中国的关税配额承诺，或者主动放弃关税配额。

对此，陈锡文表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问题，世界各国对待这个问题都非常非常慎重。

农产品价格过高压缩利润空间

目前，中国许多农产品价格，比如粮、棉、油、糖、肉、奶，绝大多数都比国际市场高。陈锡文表示，很多时候不是中国产不出来，而是产出来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得多，就给了国际农产品进入中国的机会，压缩了中国农产品的利润空间。

这个价差大到什么程度？

陈锡文指出，从2015年到目前的情况，谷物的价格水平，大概我们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30%到50%，大豆大概要高出40%~50%，棉花大概要比国际市场高出30%~40%。糖要比国际市场大概要高出60%，肉类，牛羊肉大概要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出70%~80%。奶类的价格，去年全球鲜奶生产者的价格，奶农卖给食品厂的价格，全球平均价格是1.85元/升，我们的价格是4.5元。

那么，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为何突然高出这么多呢？

陈锡文指出，2008年以后，中国由于没有管控好要素价格，导致土地租金、租金利息和劳动成本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农产品价格也快速上涨。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又出现下跌。2015年底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与2011年相比，可以发现，主要的粮食品种和大豆品种，价格大概都跌了35%~45%。

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中国政府提高了这些最重要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最低收购价不断上升，遇到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这就使得中国和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差扩大。

“所以，如果不解决现在面临的矛盾，单纯依靠增加进口”，陈锡文说，“就会威胁中国农业产业的安全，威胁中国几亿农民生计的安全。因为工业化、城镇化还来不及大规模吸收农民”。

陈锡文强调指出，从这个角度讲，产业安全和农民安全比我们经常讲的粮食安全显得更为迫切。

四方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2013年开始，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举措在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陈锡文表示，至少应该围绕四个基本方面进行：

第一，让市场机制在配置农业资源中，能够确实发挥作用。

2003年以后，针对当时粮食连年减产，甚至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主要农产品价格是政府定，越推越高的价格，离市场越来越远。过去过高的价格，政府定价包含对农民的补贴在里面。

陈锡文表示，如果让市场在定价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把对农民补贴这一块从价格中剥离出来，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的期望和要求。

这个改革从去年年初推行到现在，将近两个生产周期，在东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玉米价格从最高的时候的2014年1.12元一斤，现在市场定价，东北地区已经到了7毛到8毛一斤，这样就大体挡住进口。玉米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也使得下游的玉米加工企业，饲料企业，开始有利可图，于是整个产业链就被激活。

此外，中央对稻谷和小麦的改革非常慎重。从前年开始，早籼稻，今年降到一块三，我讲的都是政府定的最低收购价，粳稻从1.55元/斤降低1.5元/斤。这个过程非常谨慎，渐进。这是一个必须做的工作，推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机制改革，推进农民补贴制度改革，推进粮食收储制的改革，把从价格中剥离的补贴，一分不少地通过其他途径补给农民，要采取WTO允许的规则，对农民收入进行支持，支持农民实行耕地保护。

第二方面，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中国是世界大豆的原产地，上世纪的时候，中国大豆无论产量、出口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现在今非昔比，农民不愿意种，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豆产量低。2010年亩平均产量是254斤，其他年份都没有达到过250斤/亩，即使在政府定价的时候，对于大豆给出的目标价格是2.4元一斤，一亩地产250斤，毛收入也就是600元左右。

目前，在东北地区正常情况下，玉米一亩地产量不低于千斤很正常，种一亩玉米的毛收入就七八百元。农民选择种什么不种什么是很清楚的。农民不愿意种大豆是因为效益低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豆科技进步太慢。目前来看，全球大豆的平均亩产在370到380斤。我们只有250斤，如果不把这个短板补上，花再多钱，也很难让农民愿意种。采取过去的办法，刚才讲到，即使政府出2.4元/斤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收过来一吨大豆成本就超过4800块钱，现在从南北美洲进口的大豆，运输到中国口岸，完税落地的成本价，最低的大概只有3000块钱。我们每吨大豆比人家贵1800元，这个价格问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解决。

第三方面，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以前的思路是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再去实行耕地的规模经营。目前农民承包土地中的35%已经流转，在全国2.3亿户土地承包户中，有7000万户已经把自己的土地或多或少地流转给其他人使用。

但反过来说，也就是还有70%的农户是耕种自家的承包地。从耕地面积来说，65%的耕地还是农民耕种自家的承包地。

按规定，规模土地经营是指经营土地50亩以上，目前全国有350万户，规模经营土地3.5亿亩，其中每一个经营户平均耕种50亩左右，对于人均土地，就是七八亩。

陈锡文表示，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还要做，但是真正要实现有效益的规模经营，仅靠土地流转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农民会采用土地托管的办法，请人代耕，或者花钱购买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这样，在土地经营权没有流转的情况下，同样实现了在小块土地连片上使用最先进、最现代的农业技术。

“所以可以看到，农民通过创新经营方式，而不是简单靠土地流转，仍然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享受农业现代化成果。”陈锡文指出，要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使中国的农业经营体系更加健全。

第四，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支持农业发展。

陈锡文表示，中国农业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过小，制约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另外一方面，世界上大宗农产品有强劲竞争力的，主要是南北美洲和澳洲，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中，一百五六十个国家都从事农业生产，你真正和新大陆国家去比所谓竞争力，不是说比不过他，中国要解决的就是过量的农村劳动力，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我们未来怎么能够解决得更好。

陈锡文指出，如果只考虑农业的效率和农产品的竞争力，不考虑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是解决不了中国农村问题的——你如果强行让农民离开土地，他找不到更好的就业，不能获得更好的收入，那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讲提高一个产业的效率的同时，你必须考虑到就业的问题。依赖于这个产业的人怎么办。

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出现过很多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讲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家都欢欣鼓舞。当时全国有两千多万家乡镇企业，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中国农民有一亿两千人，包括我自己认为中国农业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发展乡镇企业，但是乡镇企业辉煌就是十年，后来大家都看不到了，乡镇企业退潮，大家看到汹涌澎湃民工潮又起来了，大量农民进入城镇，现在我们农村一亿七千多万人，到乡镇以外的地方就业。

我们又觉得通过民工潮这个办法，基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前年，整个国家的外出就业农民工，只增长63万人，去年只增长50万人。我想大家一定也注意到了，最近这一两年，从政策层面，媒体层面也经常讲，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现在一些农民说，前几年，你让我们进城务工，现在又叫我们回到乡镇，到底叫我们去哪里？就是因势而变。

去年年底统计，农村常住人口超过5.9亿，接近6个亿。大家要知道，1949年，我们建国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总人口是5.4亿人，农民只有4.8亿人，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六七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农民数量不仅没有减少，比建国初期还更多。所以中国要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实现人口城镇化，不是那么容易，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为什么让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实际上从农民工的规模，城乡的就业结构来看，我国现在正在积极的努力创造农民的第三就业空间。

第一空间，耕地，那么大家都觉得耕地不是让农民去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转型了，又让他去城里面打工，现在城里面打工，至少这一个阶段，容纳不了那么多，就鼓励他返乡，但是返乡创业应该要做的是主要不依赖于耕地，在农村一种新型的工作，那么就是中央提到的，要加快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我们去年整个的国内旅游的人次达到44亿人次，其中一半是去乡村旅游，给农民带去的收益是5800多亿，这些都是以前不存在的，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对农产品有网购电商，为什么城市人需要到乡村去旅游，很重要是新的需求产生了，农民收入上来，有新的需求，农村怎么回应，就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式，为满足新需求创造新路径。

“所以下一步农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尖锐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但是，认真看待我们的农业，因为中国的农业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想放弃就能放弃，关系到五六亿，七八亿人的生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安全。”陈锡文表示，从这个角度讲，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能放弃，不能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