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化热点之四:机械化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11个理论问题(下)(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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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农机化热点之四:机械化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11个理论问题(下)

2、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3、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七:大型农机国产化,发展路上必答题(上)

农机化热点之四:机械化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11个理论问题(下)

农机化热点之四:机械化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11个理论问题(下)

6、机械化家庭农场发展的国情限制因素是什么?

根据我国国情,机械化家庭农场的发展有几个限制因素:

一是中央《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明确指出,坚持经营规模适度,既要注重提升土地经营规模,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确保农地农用,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这一原则应该一以贯之于家庭农场的政策和制度设计。

二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受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制约,土地流转的速度不应该快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经营户数量减少的速度。如果农村土地集中速度过快,普通农户就会失去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就会冲击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在这一背景和条件下,只有一部分人有机会经营家庭农场。而被剥夺承包经营权又无其它就业渠道的农民,就可能成为无业游民,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

三是政策“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三农”领域的一些现实考虑,但这不等于也不能排除普通农户的承租权。如果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的力度过大,会损害家庭农场与普通农户之间的公平,也会损害农地配置的市场机制。

四是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也就是说雇工应少于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不但能够保障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和优势,而且可以兼顾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优匹配。这也是家庭农场区别于以雇工经营为主的资本化农场的主要特征。《意见》要求,“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这是国家设计和执行家庭农场政策应把握的关键点。另一方面,我国国情特殊,南北、东西差异很大。不可能规定全国统一的家庭农场经营耕地面积。

7、从政策层面看,如何促进机械化家庭农场发展?

一是以宣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核心、地方性法规为支撑、规章制度为配套的合作社法律法规体系为抓手,支持其发展。国家相继修订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部门制定完善了合作社登记办法、年度公示报告、规范有序开展信用合作等配套制度,19个省(区、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政策、国家投入、人才培养等广泛支持。201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从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保险支持、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等6个方面,进一步系统构建了支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体系。2015年开始,国家从农资综合补贴存粮中拿出20%合并过去的规模经营主体补贴和农业补贴的增量部分等,用于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重点解决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07—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118亿元,年均增长21.5%,各级农业部门认定示范社超过18万家、联合社达到7200多家。各地都要抓住这一轮农业发展新机遇,做强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是要创新家庭经营发展方式。积极引导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大力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要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建立健全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将新增农业补贴向家庭农场倾斜。更好地为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引导农民自愿开展“互换并地”,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方便机械化耕作,实现承包地的相对集中经营。

三是要积极探索新的规模农业经营实现形式。引导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允许农民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通过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近些年来,工商企业租赁农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现象越来越多。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以发挥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如果不加限制地让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大片圈地,会挤压农民就业空间和影响农村的稳定。因此,对工商资本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要防止工商资本下乡租赁承包地后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搞“非农化”或“圈而不用”,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8、机械化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是否应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

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以免拨苗助长。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因此,家庭农场化发展也将是长期的漫长的过程。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2.83亩,户均约半公顷。若户均经营规模提高到约2公顷,就需要再减少2/3以上的农户,粮食生产仅需劳动力4300万人。我国目前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这就是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尚需转移1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长期过程。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要积极鼓励,也不能拔苗助长;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就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单向流入城市,即使没有就业机会也无法再返回农村,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避免此类社会矛盾的重要保障。

9、国家政策如何更给力于机械化家庭发展?

201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到60%。据测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吸纳农村劳动力到二、三产业就业约600万人,转移农村人口约900万~1000万。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机械化、规模化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一是制定必要的政策法规,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农业原则,防止土地被细化、碎化。土地在承包经营时,一个家庭的承包土地要尽可能集中连片,遏制土地的细小化过程。

二是要启动标准化基本农田建设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村镇、道路、绿化、条田、电力通迅、水利等的综合配套,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为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生态化、规模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提供条件。

三是规定在农村农户分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具备条件的劳动者一人继承,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水平。

四是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机、农技、畜牧、经济作物科技推广与服务网络,注重农业科技的组装配套,形成整体合力,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10、如何贯彻中央1号文件,用创新促家庭农场发展?

2013年以来,国家连发了8个1号文件,力促家庭农场健康、快速发展。近些年,机械化家庭农场发展为农机化注入新的动力,农机化又是支撑家庭农场发展的科技与装备保障。因此,我们:

一是加快农机科技创新,在智能农机、农机装备、生态环保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家庭农场提供装备支持。

二是应加快农机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创新的质量与效率。加快构建新型农机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是要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细化深化新型生产机械化,促进规范发展,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行动,服务于机械化家庭农场。

11、农机化如何更给力于家庭农场发展?

农机化主管部门应通过行政指导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机化组织程度。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社和机械化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机服务产业为代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农机经营大户通过股份制、联合、合作等多种形式,把民营农机服务产业做大做强,以支持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产业集群化发展。通过农民收入增加,来稳定和发展大农业,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支撑我国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机补政策要向机械化家庭农场倾斜。一方面支持家庭农场的机械化生产,使之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时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土地流转需求,防止宝贵的土地资源抛荒、撂荒,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加速构建组织化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其配套化、系列化服务能力,支撑家庭农场的机械化发展,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经过1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农机总动力达11.6亿kW,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1%,迎来了全面机械化新阶段。但在发展中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深认识,化解矛盾和问题,以指导今后农机化实践,打造升级版的农机化。笔者经疏理,就农机化在农业现代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机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加速农机化发展等11个热点理论问题展开研究;是农机化理论研究之集成,希望有益于加速农机化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总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而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又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农业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产业,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初始产业部门,马克思有非常经典的论断。马克思说,超出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农业的剩余产品多,才能为其它部门从业者提供食物、原料,并向其提供劳动力和原始积累。同时为其它产业部门的产品提供市场。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农业剩余产品越多,说明了其劳动生产率越高,其它部门产品的市场才有拓展之空间,才有可能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如何才能提高农业产品剩余率?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看法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在我国,土地作为稀缺资源,提高土地生产率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不能片面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些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很高,而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不是很高。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其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又有其社会经济原因(如加拿大,是一年一熟制;再如美国,地多人少,采取轮耕制),并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高造成的。相反,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土地生产率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的。例如美国,从1880年到197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4.7倍,同期土地生产率提高了近2倍。我国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则更大一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用地从24亿亩减少到20亿亩,目前则直逼18.3亿亩,而同期的粮食总产则由3.8亿吨增加到6.6亿吨,净增2.8亿吨。从2004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10年增产。在北方旱作区,玉米亩产由1980年的250kg提高到2020年的700kg左右(高产区达950kg ),提高2.8倍;在稻麦轮作区,同时期小麦亩产由200kg提高到400kg,提高2.8倍;水稻亩产由300kg提高到650kg左右(高产区达950kg以上),产量提高2.17倍。需要强调的是,同期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由4.9亿下降至1.41亿,有3.49亿农业劳动力实现了农外就业。因此,按纯农业劳动力计算的人均粮食产量则为4680kg,提高4.6倍。可见,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2020年我国GDP达到近百亿元,是世界唯一正增长国家,令世界人民称羡;当世界受新冠疫情拖累处于水深火热中时,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仍处前茅,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处贸增势强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加牢固。在这个基础上看农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现在我国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较高,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提高农业总产量,无非三个途径:一是大量增加活劳动投入,二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我国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历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经过完善和几千年发展,第三种途径的潜力已经非常有限。而采取第一种办法,绝大多数人搞饭吃的局面无法改变,建国30年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全社会的分工分业受到限制,这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悖离的。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才有高效率。建国30多年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人搞饭吃的路子,只会事倍而功半。我们对“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记忆也许还没有淡忘,90%的人搞饭吃,其结果是全民没饭吃。现在是不到4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却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农产品极大丰富。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有一定出口。

其次是农业投入有一个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在农业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靠新增活劳动来增产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了。

第三,由于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交织的产业,受资源秉赋、自然条件、市场竞争诸多因素制约,决定了其是效率极低的弱势产业(发达国家之所以率先发达,无一例外地实行二、三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资源占用在此,必然形成劳动时间利用率低、劳动效率难以提高的问题,即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看来第一种途径也是行不通的。

相比之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则是巨大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美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是60~70公顷,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劳均5.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54万元),劳均生产粮食数百吨,肉类数10吨。而据我们抽样调查,稻麦轮作区家庭经营规模是4.5亩,2013官方公布的农民人均收入是8896元。如果按户均4.5人,2.5个劳动力计算,则劳均生产率是16012.8元,只有美国农民劳均生产率的1/23;这个比较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农民大都是兼业农民,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农闲时的务工;剔除其务工收入后,同期纯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为7254元,劳均纯农业生产率是2901.6元,只有美国农民劳均生产率的1/125。这种巨大的差距换个角度看,说明我国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只要我们注重农业科技投入,不断采用先进技术,加大物化劳动投入,迅速提高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就能成倍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使农民收入成倍数提高。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会相应减少,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整个国民经济将因此变得更具活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们就是照此路子一路走近现代化的。我国已经在这条路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肯定会继续走下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幅度提高农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劳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会形成新型专业化的职业农民阶层,我国经济才会更具活力,从而支撑现代化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

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七:大型农机国产化,发展路上必答题(上)

农机化理论热点之七:大型农机国产化,发展路上必答题(上)

目前我国农机化在购机补贴政策拉动下,快速发展。农机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农机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让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就必须补上大型农机国产化这一“短板”。

一、外资垄断我国大型农机,让国人付出沉痛的代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体。与此相适应,农机也以中小型为主。这一状况近些年来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农业规模化经营渐成主流。以土地流转为主要形式的规模化经营长足发展,目前土地流转率已达46%,且迅猛发展。

二是国家为了推动全面全程农机化发展,在全国丘陵浅山区开展土地宜机化改造。国家和地方投资支持大规模的建设高标准农田,其本质就是将高低不平、大小不一、分散零碎、地块不规则的地块通过整理,改造成适合大中型农业机械下田耕作、播种、管护、收获的标准农田,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力。

三是大力发展以规模经营为目标的农民合作社和机械化家庭农场。2020年,我国农机合作社数量达到7.74万个,出现了量质同步提高的良好发展态势。农机合作社拥有农机具415.3万台(套),占社会保有量的1/4。农机原值达到845.3亿元,较上年增长34.9%。一些地方新增农机的1/3由农机合作社拥有。全国农机合作社作业服务总面积达到8.75亿亩,约占全国农机化作业总面积的1/3;服务农户数超过5700万余户,平均每个合作社服务农户数量985户。农机合作社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由原来单一的农田作业发展到农机销售、维修和配件供应、农业运输、农机培训、跨区作业、农产品初加工、林果蔬菜生产等多种经营。

农业规模经营渐成主体,对大型农机需求强劲。但我国农机产业似乎并没有准备好。我国农机工业大而不强,呈现“虚胖”之态,国外农机巨头趁“虚”而入,形成了对我国大型农机的垄断之势。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目前包括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在内的世界农业机械五大企业已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农机市场,尤其是大型农机市场几乎被外资品牌所垄断。随着2013年德国克拉斯公司通过并购山东金亿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包括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在内的世界农业机械五大企业,目前已经全部在华“扎根”。这些世界农机巨头都采取了先与中国企业合资,再通过彻底收购的方式变为独资,慢慢将本土资本挤出市场。

国外进来“现成可用”的大型农机,使我民族农机产业创新动力受到严重打压,滞迟了我国大型、高端农机的赶超步伐。这些外资企业为了保护其即得的垄断经营利益,客观上有打压民族农机创新的冲动,希望把民族农机工业的创新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竞争在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集团式打压表现的尤其淋漓尽致。这些发达的经济体骨子里就是要我民族复兴“胎死腹中”,如果我们不能看清这场搏弈的本质,是你死我活,那就会犯发展观念上的主观幼稚病。花钱买不来技术,市场也换不来技术,这是近几十年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相。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的釜底抽薪,以我农机产业存在着实质性的伤害。

目前我国高端动力机械和配套农机具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0%以上。国产大马力农业机械研发进展缓慢,这块市场几乎全被外资企业拿下。以约翰迪尔为例,该公司进入中国后,迅速把包括天津拖拉机厂在内的国内两大农机“排头兵”收归旗下。目前国内20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市场基本被约翰迪尔公司垄断。而南方的水田作业所需的小型农机,如水稻收割机、插秧机、智能农机等,也基本上被日本久保田公司等日系垄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市场定价权实际上早已被外企所掌控。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已进入“后农机化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提升。但由于遭受外资品牌排挤,面对这一机遇期,国产品牌却很难掌握话语权。我国大型农机被外资垄断,让农机消费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日本久保田公司为例,其在我国生产的喂入量为1.6kg/s的半喂入水稻联收机售价高达25万~30万元/台,而国产的同类机售价为15万~20万元/台,价格高出1.6倍;再如约翰迪尔采棉机,其售价是国产机的3.5倍以上;外国品牌的大马力拖拉机价格比国产机高出1.5倍以上。其它大型、高端、成套农机处境基本相同。

市场上有这样一个规律,若有国产同类机参与竞争,则外资机价格将直线下降;没有同类机,在外资垄断情况下,则其价格高得离谱,形成垄断价,赚取垄断利润,让外资企业赚得盆满钵溢。使中国的农机企业倍受屈辱与打击,中国农机消费者付出了高昂代价,吃尽苦头。本土农机品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我国农机发展安全不得不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农机要走出这一不利局面,必须创新提高,打破垄断,形成自主大型农机产业体系,支撑农业现代化健康发展。

二、我国农机工业存在的问题

在机补政策等一系列利好拉动下,我国农机工业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农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我国农机工业大而不强,基础薄弱,表现出的是一种“虚胖”。 很大一部分农机产品性价比不高,设计制造有缺陷,售后网络不健全,零配件供应不及时,广告说的多实际做的少,能够满足农民实际需要的大型、成套农机及配套机具供给不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我国农机产业集中度很低,小企业多,规模以上的企业少。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农业装备制造国,现有的农机企业近万家,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为2000多家。但规模以上农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一家企业的总产值。约翰迪尔一家企业的年销售量为340亿美元(约合2020亿元);克拉斯为1200多亿元。此外,具备创新与研发能力的企业不到200家,仅占规模企业的10%。

2、虽然我国农业机械总量大,但小型机械多,大中型机械少。在动力机械方面,目前国产大马力拖拉机主要集中在90~200马力,而国外的大马力拖拉机已达到500马力以上。动力机械多,配套机械少,国外农机具配套比一般为1:4~1:6,我国只有1:1.68。过低的配套比,导致使用效率低,闲置浪费严重。我国市场流通的农机产品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即外国品牌多、国内品牌少;大型装备少、中小型装备多;主机多、配套机具少。

3、大部分农机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很少,原始创新乏力,自主研发能力弱,制约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在农机领域,国内企业授权专利只占9.5%,绝大部分领域很少拥有自己的关键技术。国外农机的研发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10%以上,而我国还不到3%。自主品牌所谓的技术改造,都是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扩大规模,但在技术上看不到进步,有量的扩张却没有质的提高。

4、农机配套能力差,小型机械多,大型成套机械少;高耗能机械多,节能环保机械少;传统产品多,智能化产品少;机械品种不全,国外能供给的农机产品多达7000多种,而我国目前能供给的农机只有2500种左右,差距较大。农机产品的很多品种还是空白,不能满足生产需求。近年来打入中国市场的欧、美、日、韩等国际知名的农机产品,一是技术先进,二是质量可靠,三是安全适用,四是服务周到,五是零配件好,六是性价比高。但洋品牌农机的价格相对昂贵,与我国农民的实际需求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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