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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农业何日系上“保险带”

2、农业供给侧改革 “互联网 ”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3、农业供给侧改革主攻3大问题

农业何日系上“保险带” ♂

农业何日系上“保险带”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灾有所补”，几乎是每一个农民的梦想。作为农业大省和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我省近几年一直通过探索农业保险试点建立农业风险防范体系。然而，要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农民的“保护伞”，依然任重道远。

　　农民渴望

　　“灾害来了也不怕”

　　在灾害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相当差的农民，常常是“一年遭灾、三年受贫”。2006年7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和龙卷风袭击了我省的长岭县、敦化市和公主岭地区，使这里的农作物和村庄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当时的那场自然灾害，仅公主岭一个地方受灾面积就达到12000公顷，房屋倒塌500多间，牲畜和鸡鸭死亡2万多只，因投保而获赔的却微乎其微。
　　正是这样的现实，农民迫切需求农业保险。我省从1982年起就开始了农业保险项目，当时推出了大牲畜、奶牛、烟叶等十几个农业保险险种。1992年到1995年间，每年农村保险业务收入都能够达到1亿多元，其中种植、养殖两业险就近5000万元。然而，由于农村保险分散，风险大，费用高，加上经营农业保险没有成熟经验，赔付率连年居高不下，遇到大灾之年赔付率最高达到444％。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不愿意投保农业险的农民，有个普遍看法：保险公司为什么只保那些“不太可能”发生的风险，那些“经常发生”的风险却不愿意保。是现在农业保险产品不适合市场需求？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很多农民的理解中，要花钱买保险，自然要对付最可能发生的风险。然而，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下，这样的保险产品很难存在。保险产品，只能覆盖“意外”的风险，而且其价格与这个“意外”发生的概率直接相关，概率越低的事件，费率越低，而经常发生的事件，费率自然很高。农业保险一度陷入政府组织难、保险公司经营难、农民交费难的“三难”境地。

　　新模式破析农业险困惑

　　农业保险难的背后，其实是对农业保险赢利模式的考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农业保险的赢利点，在全球都是一个难题，无论是种植险，还是养殖险，单独核算都很难获得赢利。解开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保险能够找到商业化的模式，能否真正实现扭亏模式。
　　2004年，作为中国保监会农业险新模式的试点，吉林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对于陷入供需严重失衡的我省农业保险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政策补贴，以险养险”的“安华模式”，成为全省保险业的一大新亮点。2005年初，省“两会”期间，正式把发展农业保险写入了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省已试点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目前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基地农户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主要是充分发挥比较成型的重点龙头企业对农户统一服务的功能，将保险的功能融入其中，通过与其统一签订保险协议，以其为组织载体，承保其所带动的种植业、养殖业等农户，为农民提供保险服务。二是通过与农村合作组织协作，对集约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开展保险。主要是针对具有相当规模的养殖业、经济作物，单个规模较大、总量较少、地域比较分散但又有强烈保险需求的农户，充分借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力量，统一组织合作社社员参加保险。三是在政府支持下，由政府组织推动开展大宗粮食作物的统保。主要是针对商品粮基地县（市）的玉米、水稻和大豆的统保。
　　2006年，全省“三农”保险复苏势头良好，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全年保费收入达3074万元，重点开办了玉米、水稻、烟叶、草莓种植保险和肉鸡、生猪、奶牛、肉牛、梅花鹿养殖保险等10多个品种，涵盖了我省大宗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主要畜禽养殖品种。

　　继续作好农险文章

　　尽管我省“三农”保险出现了喜人发展局面，但总体规模仍然偏小，且仅限于少数几个市县，覆盖范围十分有限。财政补贴匮乏；现行税收政策中，农业保险仅有种养两业免缴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税收优惠幅度小；同时农业保险尚未纳入我国农业保护体系等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体制性痼疾尚未得以根除。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如何加快发展“三农”保险成为一个新课题。
　　业内人士认为，要想满足农民的需求，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构建“企业+农户”的生产模式，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其二是切实解决基层政府的实际困难、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这是当前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当务之急。如今，政府为发展农业保险已经几度吹响了号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在2007年财政预算中，财政部安排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10亿元，选择包括我省在内的六个农业保险基础较好的农业大省，支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
　　目前，我省正在落实国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支持政策，选择粮食主产县市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开办方式，鼓励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延伸服务覆盖面，开展商业性涉农保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的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农业”保险之路定会越走越宽。（本报记者 杨晓艳 ）

农业供给侧改革 “互联网 ”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

农业供给侧改革 “互联网 ”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近来，农业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互联网 ”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推动“互联网 ”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以“互联网 ”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 ”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破解农业发展困境。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任务，2016年5月农业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互联网 ”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推动“互联网 ”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以“互联网 ”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当前与未来较长时期，改造传统农业就要加快推动农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 ”将全面改造传统农业的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经营模式、组织形态与产业生态，是自绿色革命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实现赶超发展的重大机遇。
　　“互联网 ”重构从田间到餐桌商贸流通的新体系
　　农产品与农资商贸流通体系梗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痛点。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经济无法有效对接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城市商贸流通体系，过多的流通环节、过高的交易成本导致农民喊亏、市民喊贵的双输局面。另外，由于分散生产的农产品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交易标准、流通标准，尤其是生鲜农产品的标准化难度更大，加剧了农产品流通梗阻。“互联网 ”与涉农商贸流通体系的结合，有利于打破供求信息不对称、解决农产品流通梗塞、及时满足个性化需求、倒逼农产品标准化，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分散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普通农户等直接对接市场。
　　农产品电子商务不仅通过原产地直销、预售等解决农产品卖难买难问题，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建立起仓储物流、包装设计、品牌营销与质量溯源等为代表的配套服务，集成提供信息发布、产品展示、交易撮合、贸易结算、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重构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农产品商贸流通体系。
　　“互联网 ”厚植从农业资源到农业品牌的新优势
　　农业品牌建设长期滞后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明显短板。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基础差、起步晚、发展慢，无论是一家一户的普通农户，还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缺乏必要的品牌意识与规划设计，也无力承担品牌建设所需的长期人力财力投入。“互联网 ”为各地的名优特农产品加速品牌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电商平台极大地发挥了口碑营销与网络传播效应，低成本孵化了白市驿板鸭、南日鲍鱼干、金沙薏米、兴化米粉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业品牌，一批原本深藏闺秀人未知的地方名特优农产品通过网上地方馆、在线产业带走向千家万户。
　　下一步“互联网 ”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将进一步引领农业品牌建设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不断厚植“互联网 “的平台优势，不断深化专业分工、瞄准个性需求；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社会信用体系、线上线下信用评价将不断完善，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企业品牌、个人品牌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
　　“互联网 ”引领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创新新模式
　　小而散的家庭经营模式是我国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继“合作社 农户”、“龙头企业 农户”等模式后，“互联网 ”正在推动信息中介平台 农户”“交易服务平台 农户”“价值链整合平台 农户”等模式发展壮大，通过虚拟的网络平台为小而散的小农家庭提供了“统”的商贸流通、信息服务、生产协同等基础设施。
　　尽管“互联网 ”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但仍然局限于对交易环节的改造，“互联网 农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必然是从农产品交易环节网络化向农业全产业链网络化拓展。下一步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一键对接产前农资供应、产中耕种收服务与产后流通销售等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还可以与其他涉农经济组织开展如农业众筹、众包、众创、分享经济等形式的高频次协同合作，形成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虚拟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 网络平台 家庭农场”将成为我国在传统小农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是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
　　“互联网 ”培育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生态
　　近年来，以电子商务经济体为代表的虚拟农业产业集群正在兴起，它是传统农业产业集群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最新形态，能够帮助解决我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两大痛点，一方面帮助解决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互联网 ”平台能够低成本地连接、组织、服务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客观上起到了类似农协组织的作用，同时也避免了农协组织发展机制僵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帮助解决本地产业链资源缺乏的问题，“互联网 ”平台客观上拓展了传统农业产业集群的边界，帮助本地农业经营主体跨产业、跨地域直接对接、整合外部产业链资源，构建开放、动态、自组织的农业产业链生态体系。
　　尽管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为农业农村引入了品牌营销、信用认证、支付结算、物流配送、质量溯源、金融信贷等优质服务资源，并在部分地区形成了若干农业电子商务经济体，但随着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地理分散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将进一步实现互联互通，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成为虚拟家庭农场、虚拟农民合作社、虚拟农业企业等网络节点，下一步“互联网 ”将对打通农业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虚拟农业产业集群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与二三产业发展融合，在传统横向电子商务的基础上，纵向电子商务将在整合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方面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以C2B为代表的新兴农产品电子商务正在出现，将推动农产品销售的互联网化进一步向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储运、服务等全流程延伸，最终形成以“农业虚拟产业集群”为表现形式的第六次产业。另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经济发展融合，并催生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电子商务园区，以县域为单元形成农业信息经济。
　　“互联网 ”筑牢以云网端装备现代农业的新基础
　　尽管我国农村信息化环境不断改善、农业信息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但全国仍有5万多个行政村没有通宽带，拥有计算机的农民家庭比例不足30%，还有70%以上的农民没有用上互联网，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农业机器人等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大多停留在试验示范阶段，缺乏用得起、用得好的农业智能装备。下一步要把基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智能装备、数据服务引入农业生产经营与管理服务，重点发展“三张网、一朵云、一个端”。第一，铺好农村互联网、物联网、进村入户服务网“三张网”，依托宽带中国战略重点解决宽带村村通问题，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加快宽带网络向自然村延伸，围绕水稻、玉米、棉花、奶牛、水产、蔬菜、花卉等领域，选取农产品主产区、垦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推广物联网应用，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加快推进全国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把村级信息服务站所需的电子商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便民生活设施纳入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统筹考虑。第二，发展农业云，在各地现有农业生产经营数据中心建设基础上，整合构建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鼓励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企业、行业协会等建立区域性、行业性专有云，部署实时应用为主的中小型数据中心。第三，推广适应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的智能终端，加快研发和推广适合农业需求的智能终端与设备，推动设立农业智能终端购置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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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改革主攻3大问题 ♂

农业供给侧改革主攻3大问题

资料图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兴农之要。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表现各不相同，但“病根”都出在结构方面。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既能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更有利于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进行了部署。在农产品市场持续繁荣的今天，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

首先是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基石。目前，越来越多的地区，尤其是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群，在快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依赖市场、贸易来保障粮食安全，也就是在依赖外部粮食生产基地来保障本地数千万居民的粮食安全。但由于粮食生产的利益最低，机会成本最大，各个地区包括一些“主产区”很多都无心生产粮食。

生产越多，可能赔的越多。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种粮食危机的“囚徒困境”。根据华南师范大学的GADS数据库计算，我国能够长期、稳定地输出粮食安全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等省，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传统“主产区”都面临沙化问题、水源问题和城市化圈地问题，由此导致粮食进口越来越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加重。基于这种情况，习总书记指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根据统计，2003年以后，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12年增长，但是，大豆、谷物、牛肉、猪肉的进口也在同步增长，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若存在着数字的失真，非常容易导致粮食危机突然爆发。

由此，就需要进行粮食生产、流通和储备体制的改革，重点应该是改革原来的“主产区、主销区”制度，“主销区”应该努力保护、巩固本地区粮食生产潜力。

第二是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农产品市场日益繁荣，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一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暴露，严重威胁到城乡居民的健康。这说明数量上的丰裕与繁荣，并不能替代质量上的安全。

目前，各地小规模、细碎性的“承包户”承担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由于市场利益驱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和生产信息不对称，这些“承包户”很容易以非安全方式生产谷物、生猪、肉鸡、鸡蛋、鱼、蔬菜等农副产品，导致食品中农药、除草剂、抗生素、激素等严重超标。

而较大规模的农场、养殖场，同样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采用各种非安全手段，以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增加利益。

由此，农产品供给侧的确存在一种非安全的生产机制。北京等地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方兴未艾的。但是这种方式显然难以推广。

所以，如何实现食品安全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棘手问题。仅仅靠加强监管、比如建立食品追溯制度是不够的，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经销商总是有机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逃避各种监管。关键还是要在生产侧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强化标准，规范管理。

同时建立农户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信任，逐渐形成生产者的自律。农业生产侧实现了安全，食品安全才有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第三是农业资源的可持续问题。农业资源，包括耕地、山地、水面、物种，是农业最重要的自然基础。农业资源安全，才会有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多年的掠夺性开发已经导致各地的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

耕地、水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抗生素等污染严重，还有工业废水污染、工业废气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其危害还不仅仅是危及粮食安全，对城乡居民的健康、生存都会构成严重威胁。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坦陈：“我国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资源、环境两道 紧箍咒 越绷越紧，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已经难以为继。”为此，中央提出了“绿色生态发展”的新概念、新方向。

但是应该如何实施“绿色生态发展”？这就需要各个地区进行深刻的制度反思、政策反思和和路径创新。一方面需要加强乡村的总体规划和农地“用途管制”，遏制趋利性农业的掠夺性、无序性、破坏性。

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整体性发展道路。另一方面需要在技术、资金上帮助各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行动，修复被面源污染严重破坏的村庄生态环境。

北欧的挪威、瑞典、芬兰一直是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其最显著的标志不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是网络、飞机、汽车等现代用品，而是无边无际、生态环境异常良好的乡村田畴、山峦、草地、水面。

它们作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典型的农业供给侧，不仅供给了丰富、安全的奶酪、牛肉、鱼类等农产品，还有洁净的空气、水源和风景如画的乡村自然风光。这对我国各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