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行业,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新产品?(农机行业:技术第一,还是质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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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行业,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新产品? ♂
农机行业,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新产品?很多人去观看展会,去询问一家企业,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有没有新产品?”但是,什么样的产品才是新产品?是不是非要跨时代的,或者是锐意创意、独树一帜的才算是新产品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首先看一下新产品的定义: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凡是企业向市场提供的过去没有生产过的产品都叫新产品。具体地说,只要是产品整体概念中的任何一部分的变革或创新,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新的利益、新的满足的产品,都可以认为是一种新产品。 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国农机行业呈现出创新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互相抄袭成风的现象。这难道就是农机行业的全部吗?是否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些表面现象,而忽略了一些内在的东西? 其实,除去那些完完全全照搬的企业,很多企业对这些所谓“抄袭”的产品都有所创新和改进。由于我国农机行业存在的种种现实情况,产品研发环境更像是一个大平台,将新创意、新思维的产品放在这个平台上,多方去改进、再创新,然后再由一个优势企业去整合、推向市场。大多数情况是“小企业搞研发,大企业拓市场”。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细心去发现,符合“新产品概念”的新产品还是不少的。写到这里,笔者并不是在鼓励“抄袭”,而是在强调企业去尝试集成创新,去尝试多方改进。毕竟许多企业不具备那种“跨时代创意”的能力,但是他们具备的是与用户的紧密接触,或者来源于用户群,深知使用中的需求。我国的农机用户,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最高科技,而是最适合的农机产品。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一个新产品能成就一个企业,也能摧毁一个企业”,这样的例子在农机行业比比皆是。如2010年约翰迪尔研制出的该公司从未有过的类似玉米联合收获机产品,他的结构也并不是完全独创,但是其质量过关,前期做了大量试验,适应性好,加上迪尔独创技术的引入和品牌效应,这样的新产品一经推向市场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就是新产品成功的范例。相反,某家企业推出的全喂入收割机产品,对原有结构做了改进,但想到的是拿用户做试验,结果卖出的产品遭到全部退货,企业只能最终接受失败的命运。 认识到什么是新产品,懂得怎样去做好新产品,这样的农机企业,才值得也应该去鼓励其在农机行业中立足。
农机行业:技术第一,还是质量第一? ♂
农机行业:技术第一,还是质量第一?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新竞争,企业经营模式创新呈现得更加丰富多彩,基于“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的核心诉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产品决定成败”的认知提升到新高度。
在农机行业,农机市场所呈现出的个性化特征愈加鲜明。经历了2004年之后超常规发展的“黄金10年”之后,自2014年开始,围绕产品创新所展开的产业调整升级持续进行,逐步进入到深水区,后工业时代普遍过剩的竞争特点愈加鲜明。
农机市场主力份额在传统大众与新兴小众两大层面发生着体量转移,全面进入由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增长的转型期。
在新的发展阶段,行业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着力点在哪里?基于用户需求满足的核心载体“产品”最具说服力。谈及产品,就不得不关注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技术,二是质量,这是被人们公认的最关键的两个指标,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联呢?
众所周知,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出发点的,也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这就是“产品”所要发挥的功能。
质量是产品实现功能效用的最基本保障,没有过硬的质量,产品也就算不上合格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质量过硬是消费者的最直接诉求。
至于技术,则是人们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是劳动工具的延伸与扩展,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工具。技术最原始的概念是“熟练”,所谓熟能生巧,巧就是技术。
从根本上讲,质量和技术都是企业经营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两者缺一不可,如果非要分出个主次来,质量应该排在第一位,换言之,任何产品如果要赢得消费者认可,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品质过硬。
对于质量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似乎每个企业经营者都很清楚,也时常挂在嘴边,而实际上,很多企业只是注重了形式,而不是将质量当作企业经营的战略。
举个例子,比如对于ISO质量标准体系,内行人都清楚这只是最基本的门槛,跟优质制造关系并不大,然而很多企业将这种认证当成一种炫耀,认为拿到了这个证,企业的产品质量就有了保证。
还有一种现象也普遍存在,即企业管理者很容易把所有的质量责任都归咎于操作工人和质量部门。实际上,产品质量意识是全员的事情,尤其是企业管理者更应该从根本上落实好质量措施,建立完善有效的质量控制方案,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技术是所有企业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工具之一。技术既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机械设备、工具装备等硬件,也可以表现为无形的工艺、方法、规则等知识软件,还可以表现为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有产品的产出与功能实现,与技术密切相关。
国内农机行业,尤其是传统品类制造领域,同质化严重一度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软肋,究其原因就是技术雷同所致。产品同质化不仅会引发同行间争相降价的恶性竞争,而且会严重削弱整体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是工业化进程中必不可少关键环节,必须下力气坚持不懈地持续进行,在“突破”和“不同”上下足功夫。既要抢占行业制高点、突破产业瓶颈,又要打造与众不同的技术特色,突围与特色引领并重,才能实现技术创新目标。
笔者认为,质量与技术就像是农机产业DNA的两个核心细胞,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第一、第二,两者齐头并进才能形成合力,产生巨大的力量,推动企业进步、产业升级!
农机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影响几何? ♂
农机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影响几何?9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布了《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征求意见稿)。《方案》涉及指导思想,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四部分内容。
《方案》指出,2020年,农机装备品种达到5000种左右,满足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需求;初步形成核心功能部件与整机试验检测开发和协同配套能力,关键零部件自给率达到50%左右;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重点农机产品可靠性较“十二五”提升50%以上;薄弱环节机械化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区域农机化技术模式基本定型;组建一批农机领域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农机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筹建工作;在重点主机产品、关键零部件领域分别形成2-3个知名品牌;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
到2025年,农机装备品种将达到7000种左右,大宗粮食和战略性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品种齐全;全面掌握核心零部件制造技术,关键零部件自给率达到70%以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重点农机产品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面建立高质高效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形成3-5家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机行业领军企业;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0%以上。
未来可期,机遇在哪里?农机行业未来的路在何方?针对农机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提出要通过实施农机科技进步与创新、关键零部件发展、产品可靠性提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农机农艺融合等五大专项,实现农机装备制造能力提升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据悉,该《方案》经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发展改革委经过充分的调研和研讨制定,旨在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中关于农机装备的各项任务安排,促进我国由农机制造大国向农机制造强国转变,全面增强农机工业竞争力和农机装备有效供给能力。
农机补贴13年,毁誉参半 ♂
农机补贴13年,毁誉参半资料图
转眼间,我国农机购置补贴(以下简称机补)政策走过13年历程。其对农机化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拉动和引导,用13年走过了建国55年的成长之路。但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亟待对此作出回应,以保持农机化可持续高效益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装备支撑。
矛盾和问题
不容置疑,机补政策在拉动农机化发展中起着核心驱动器的作用。
机补13年,累计投入资金约1644.55亿元,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超过4119.7万台(套);2016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11.44亿KW,比2004年增加4.54亿KW,增长64%;装备结构加快向大马力、多功能、高性能方向发展,大中拖、联合收获机、插秧机、烘干机保有量增幅分别达到7.4%、8.2%、6.0%、19.5%,新增秸秆还田离田、固液分离、残膜回收等绿色环保机具18万台(套),装备结构持续优化。
但是也应该看到,高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可小觑:
1、过度发展,导致效益下降,后继乏力。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联合收割机,目前我国联合收割机(以下称联收机)拥有量已达169.07万台。稻麦机达122.57万台,小麦机收率达98%,水稻机收率近80%;玉米联收机达46.5万台,玉米机收率达67%。
2010年,我国稻麦跨地区作业达到峰值。此后跨地区作业的机具数量、作业半径、经营效益等主要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南郑县一些10余年从事跨地区作业的机手反映:近年来稻麦跨地区机收越来越难做。
机具供大于求,机收价格下降较大;作业半径由千公里之外缩小到百公里之内,不再到远处作业;年作业量由过去的1200亩/台缩减到不足600亩/台;收益则因价格下降减少的更多,大约只有2010年前后的40%。
其它大宗农机也有类似的反映,一些机械的投放量超出实际需求,导致经营效益严重下降,农机化发展后劲不足。
2、比例失调,农机利用率不高。
经过13年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突出。
不平衡。农机化东、中、西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北方旱作区、南方水作区与中部机械化差距较大;农机农艺融合较差,机具与农艺不协调,制约着现有机械能力的发挥等。
不协调。农机总动力已达11.44亿KW,但动力机与作业机具不协调、不配套,动力机“疯狂”增加,作业机具增加缓慢,配套比仅有1:1.68(较合理的配套比应在1:5左右)。机补以来,用13年时间仅提高0.38。拖拉机尾部“空虚”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使农机利用率低,造成大量的闲置和浪费。
不可持续。目前农村中很多农户出于攀比心理,互相比着购机。这在以前农机供给极度短缺时,快速发展,意味着效益更好。但现在时过境迁,盲目攀比的结果是:没有了社会化服务需求,自购自用,年使用不到10天,长年农机闲置“睡大觉”。虽说投资是农民为主体,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3、一些开发性农业和新兴农业产业所需机械求购无门。
目前,我国农机需求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但农机供给似乎并没有准备好。
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我国农机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仅仅覆盖了中小马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低端的传统机械,这些产品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趋于饱和,产能严重过剩。
而高端农机却被外资垄断,以日本久保田公司为例,其在我国生产的喂入量为1.6kg/s的半喂入水稻联收机售价高达25—30万元/台,而国产的同类机售价为15—20万元/台,价格高出1.6倍;再如约翰迪尔采棉机,其售价是国产机的2.5倍以上;外国品牌的大马力拖拉机价格比国产机高出1.5倍以上。让农民朋友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是我国农机产业集中度很低,小企业多,规模以上的企业少。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农业装备制造国,现有的农机企业近万家,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为2000多家。但规模以上农机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一家企业的总产值。约翰迪尔一家企业的年销售量为340亿美元(约合2020亿元人民币);克拉斯为1200多亿人民币。
此外,具备创新与研发能力的企业不到200家,仅占规模企业的10%。
三是小型机械多,大中型机械少。在动力机械方面,目前国产大马力拖拉机主要集中在90—120马力,而国外的大马力拖拉机已达到500马力以上。我国农机产品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即外国品牌多、国内品牌少,大型装备少、中小型装备多,主机多、配套机具少。一些经济作物机械,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机械,高端、大型、成套、节能、智能、环保、复式农业机械,养殖业机械等新兴农业产业生产、加工机械严重匮乏,求购无门。
调整的建议
1、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过渡。
我国农机化水平超过65%,很多农业生产领域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在此情况下,机补政策要作相应调整,以与时俱进,提高农机化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具体来说,一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大型成套、高效农机(如稻麦联收机),从跨地区作业角度来统筹发展。通过跨地区作业能满足市场需求的,要退出补贴目录,只保留机具报废和更新换代补贴。
从机具大类上看,水稻联收机(特别是半喂入联收机)、玉米联收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应从地域上来决定取舍。插秧机仍应大力发展。
二是区别对待。对传统的通用农机,生产急需而又供不应求的,应优先发展;能满足生产需要的,应退出补贴范围或降低补贴标准。
允许农业生产经营者定制特种农机,与研发生产者谈定价格;报农机管理部门备案后,享受机补政策。为了鼓励这种定制的小众特需农机的发展,机补可提高到不超过50%;地方机补可以叠加使用。
三是分区域制定农机化发展政策,报国家农业部备案后执行机补。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秉赋、农业优势、农艺要求等各不相同,一种农机具也不可能放之全国而皆准。
因此,国家农机化发展应是战略层面的,具有宏观管理性;省(市、区)的农机化发展是指导性的,具有中观引导性;而地(市)级农机化发展才是操作层面的,具有“精准滴灌”的性质。
这种调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复杂。工作量会成倍增加,但机补实施的质量和效益会更高,更有利于农机化可持续发展。
四是支持农机企业的创新与研发,促进农机企业的兼并重组,加快其转型升级步伐。
对大、中、小农机企业实行分类引导政策,支持形成农机单项产能过千亿的企业集团化发展;对创新与研发能力强的企业,给予机补政策优惠,使其尽可能快地与生产需求对接,迅速成长;对于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引导其与大企业集团联合,成为其零配件生产车间,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搭上转型升级的快车;对于产能较低的作坊式企业,引导其向农机维修服务企业转型,如农机4S店、售后服务(维修)站等。
2、加强机补的宣传引导,消除认识误区,引导农机化健康发展。
机补政策之目标主要有这几方面:
一是通过机补,提高农机化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二是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三是推动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四是迅速提高土地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资源节约和集约化发展目标。
这些目标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农业的弱势产业地位,使农业生产者获得与工业生产者相同或略高的收入,使农业能稳定和发展,实现“四化同步”。 在我国,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因此机补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取向,而非临时的短期行为。
再从发达国家的机补实践看,美国、欧盟各国、日本等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促进农机化发展的购机补贴政策,而且通过立法使之固定下来,长期实施。美国于1940年实现了农机化,欧盟各国先后于1950年前后实现了农机化,日本则于1960年实现了农机化。
但这些国家时至今日,也没有停止机补。恰恰相反,这些国家仍在不断完善机补的政策、法律,有些还提高了其机补水平,以促进其向更高水平的农机化发展,为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对机补的长期性,我们要作大量的宣传,以消除那些急功近利、盲目攀比的无效需求者,防止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力。
3、改进农机鉴定政策,更利于新型农机发展
农机鉴定政策要有利于新型农机尽可能快地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已述及,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很强。决定了农机需求的地域性和小众化定制服务的特点。因此,对农机企业研发生产的新型农机,只要符合农民生产实际需要,我们就要开绿灯,准其“出生”,呵护其健康成长。
农机鉴定应在国家、省(市、区)推广许可证的基础上,增加地(市)区域性鉴定和农业经营主体定制农机的可靠性、适用性鉴定方式。通过市级鉴定,可以在相应的区域内推广应用;通过定制性鉴定,可以在同类区域和相同生产的农业经营者中应用。
这种鉴定更灵活,研发新产品投入生产应用的周期会大大缩短;对那些研发生产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政策导向和奖励。客观上会起到推动农机新技术进步的作用,加快农机化转型升级。
4、从农机补贴中划出资金,加大新型农机经营主体人才培养力度。
农机化服务体系中,农机专业户、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迅速,总数已超过540多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数量超过6万个,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批流转土地超万亩,固定资产上亿元的大型农机合作社。
例如,陕西省南郑县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迅猛,农机合作社达13家,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约2500多个,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农机经营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新引擎。
但新型农机经营主体的发展受到人力资本存量严重匮乏的制约。因此,我们应以市、县级农机化学校为主阵地,培育(养)大批中初级农机化实用人才,满足农机化生产一线对技能型人才之需。
这是农机化教育之基;以市级职业技术学院、农林类大中专学校等为主体,进行农机新型经营者的学历教育。开展中、高等农机化(机电工程、农业工程、合作社运营)等学历教育,招生对象为农机合作社中层管理人员、农机运用中级人员和有志于农机化工作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
这是农机化教育之“塔身”;以省级农林类院校为基地,开展高等农机化(机电工程、农业工程)等学历教育,招生对象为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理事长、总经理等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为大学本科农机化经营管理CEO,处于“塔顶”。通过这一制度性设计,形成我国农机化新型经营主体人才队伍的初、中、高级结构合理、适应需求的人才队伍,加速农机化进程,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建议从机补资金中划出一部分,设立农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基金,为我国建立农机化应用型人才“金字塔”服务。对农机化急需人才的培养,实行免费制。通过这一政策设计,尽快解决农机化应用型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尴尬,支持新型农机经营主体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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